雷总为何放王腾一马？大厂反腐尚有选择，中小企业又该何去何从？

不仅是因为王腾职位之高——他原本是小米中国区市场部副总经理、红米总经理；还因为小米公司并未说明，王腾因何事被辞退？只是笼统地称其存在“泄露公司机密信息”及“存在利益冲突等严重违规违纪行为”。

这种表述过于宽泛，给了外界极大的想象空间，一时间网络上众说纷纭，对于王腾被辞退的理由有了各种猜测，更有人直言：在别的公司，这种级别的违规，大概率已经送进去了，小米还是太“仁慈”了。

其实这种说法并非没有依据。小米在公告中明确提到王腾“泄露机密信息”，而这正是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典型行为方式。而关于商业秘密所要具备的“价值性、秘密性、保密性”三个条件，既然小米已将涉事信息界定为“机密”，其秘密性与保密性自然成立；至于价值性，只要这些信息能够为企业带来现实或潜在的经济利益，或者提供竞争优势，就能被认定为具有价值。若因泄密导致公司遭受三十万元以上的损失、违法所得超过三十万元，甚至影响到企业正常经营，就可能构成“情节严重”，进而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。

换句话说，如果小米所称的“机密信息”确属公司核心竞争力所在，那么王腾的行为在法律层面完全可能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。从这个角度看，雷总确实选择“放了王腾一马”，而这种选择权恰恰是中小企业所欠缺的。当然，在小米未公布更多细节之前，所有分析仍只是推测。

那么我们回到今天所要讨论的主题：为什么说“大厂反腐尚有选择，中小企业又该何去何从”？

除了小米之外，前段时间饿了么的韩鎏因收受4000万贿赂被抓；快手高管冯典因侵吞1.4亿元补贴被抓；腾讯也发布通告称，2024年一共查处舞弊案件百余起，百余人被解聘，二十余人被移送公安。可以看出，大厂面对舞弊与腐败，并不只有一种处置方式，既可以选择内部调查后直接开除，也可以选择将案件移交司法机关，背后的考量往往是商业利益与风险权衡。

以做手机的大厂为例，如果供应链高管收受贿赂，导致采购配件质量下降或成本被抬高，最终损失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。此时若企业立即移交司法，案件曝光势必冲击品牌信任度，甚至引发股价波动，对整体经营不利；相比之下，内部消化或许更稳妥。但在其他情况下，将舞弊人员移交司法，不仅能够彰显“零容忍”的态度，也能对内部形成震慑。这正是大厂的“选择权”所在。

然而，中小企业的处境截然不同，很多时候并没有“选择权”——不是不想，而是没有支撑这种选择的条件。

为什么？因为无论是内部处理还是司法移交，前提都是有足够的证据。对大厂来说，从反舞弊部门的调查，到职业道德委员会的研判，再到高层的决策，背后是一整套制度化程序。公众看到的只是“开除”或“移交公安”的结果，而在此之前，往往是大量的证据梳理、论证与反复讨论。

而在中小企业中，证据往往才是最稀缺的。所谓“证据”，就是舞弊行为留下的可追溯痕迹，主要分为前后两个部分：一是日常经营中的制度化记录，二是舞弊被发现后的专项调查。

1.日常经营中的制度化记录

制度化记录，也就是通过制度设计和流程管控，为未来可能的舞弊行为留下可追溯的轨迹。

还是以供应链端为例，采购价格若经过多级审批或者交叉审核，形成制衡，留下重要的书面痕迹，一旦舞弊发生，这些书面证据往往能展现一个清晰的案件脉络。反过来看，如果没有这些制度化记录，企业就会陷入“直觉上觉得不对，但没法复盘”的尴尬。

而在中小企业中，这类问题更为突出。很多老板觉得“流程太慢”“签字太麻烦”，于是干脆把权力集中起来，谁当供应商？合同要不要签？什么时候付款？全凭老板或者少数管理层的一张嘴，没有审批痕迹、没有交叉确认的材料。

这样的“高效”，在正常经营时看不出问题，但一旦涉及舞弊，公司没有保留核心证据，只能寄期望于之后的专项调查，无疑是被动的。

2.舞弊被发现后的专项调查

专项调查则是另一种逻辑，往往更紧迫、更具对抗性，需要在前期制度化记录的基础上，进一步由律师或调查团队介入，通过法律视角主导的取证与分析，把零散的线索串联成链。

与单纯的内部核查不同，律师或调查团队的介入有两个优势：一是能够确保取证过程符合法律要求，避免证据在司法程序中被质疑；二是能从法律构成要件的角度出发，判断现有证据是否足以支撑移送刑事？民事诉讼？还是仅能作为内部处分的依据？

但这一环节能否顺利进行，并不仅仅取决于调查人员的专业能力，更重要的是介入的时间点是否合理。如果律师团队介入过晚，很多关键证据可能已经被破坏。

现实中，我们也见过这样的例子：在发现舞弊迹象后，老板的第一反应是直接找涉事高管、员工“当面对质”，让对方有了防备心理，结果是，对方转身就开始销毁证据、删除聊天记录，甚至与上下游供应商、公司内部的关联人员提前“统一口径”，如何解释、如何抵赖，都事先商量好。

等到律师团队介入后，发现不仅证据缺失，连相关问询都难以顺利开展。最终，证据既不足以支撑后续的司法程序，连内部处分都面临被质疑的风险，企业陷入两难。

所以，反舞弊的调查应当遵循“证据先行”的原则。如果律师团队能够在第一时间介入，就可以先对现有资料进行法律分析梳理，固定关键证据，之后的谈话、对质只是对相关证据进行确认和补充，否则往往是欲速则不达。

总结

大厂之所以能在“内部处理”与“移送司法”之间权衡，靠的是成熟治理与完整证据链。而中小企业的反舞弊，不用照搬大厂复杂制度，但一定要“能留痕”，强化证据意识，把“调查”建立在证据之上，才有可能在面对舞弊时不再束手无策，真正掌握主动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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