职务侵占后销赃、转移赃款，涉嫌什么罪？

在职务侵占案件中，往往会伴随着销赃、转移赃款的行为，比如，把从公司偷来的货卖掉，或者把侵吞的单位资金或资产转移至亲友处。

对于此种行为，可能有人联想到，贪官贪污后转移财产的行为可以构成洗钱罪，那么职务侵占作为非国家工作人员的“贪污”行为，是否也可以构成洗钱罪？如果不是洗钱罪，是否可以构成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？帮助销赃、转移赃款的第三人又会涉嫌什么罪？

一、为什么不构成洗钱罪

我国《刑法》第191条明确规定，洗钱罪的“上游犯罪”有七类，只有对这七类犯罪产生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进行转移、转化的行为才可以构成洗钱罪。

国家工作人员在贪污罪属于这七类犯罪之列，因此贪官转移资金的行为可以构成洗钱罪，但是，一般公司、企业员工的职务侵占行为，不属于七类犯罪行为，即便其后续转移赃款、赃物，也无法以洗钱罪论处。

这一立法设计背后的逻辑在于：洗钱罪的规制对象是危害金融秩序和国家治理秩序的重大犯罪，其“上游犯罪”范围是严格限定的，如果放开到所有侵犯财产犯罪，则会大幅度扩大打击范围，有违刑法的“谦抑性”。

二、职务侵占者本人不构成掩隐罪

在刑法中，涉及赃款赃物的犯罪还包括一个常见罪名——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（以下简称“掩隐罪”）。然而，根据“事后不可罚”原则，职务侵占者本人虽然可能对赃款进行转移、转化，但通常不构成该罪名，因为行为人对赃款的处置，实质上是其既遂犯罪的延续。

比如说，职务侵占人窃取货物的目的往往并非自用，而是通过变卖获取金钱。因而，“窃取”与“销赃”之间具有紧密的承接关系：盗窃是取得财物的手段，而销赃则是实现不法利益的自然延伸。二者作为一个完整犯罪过程的前后环节，应当一并评价，而不能再将销赃行为评价为一个新的掩隐罪。

三、帮助转移赃款的人可能构成掩隐罪

然而，掩隐罪这种“免责”只适用于职务侵占罪的直接行为人。任何第三人——无论是近亲属、朋友还是生意伙伴，只要明知财物系职务侵占所得，仍然实施转移、收购、代为存放、代为销售等行为，均可能构成掩隐罪，这类帮助转移、转化犯罪所得的行为，不仅直接阻碍了司法机关对赃款赃物的追缴，更侵害了司法秩序和被害人财产权利的恢复。

例如：

1. 朱某案

朱某1因职务侵占被判刑，其女儿朱某明知父亲转来的100万元系赃款，伙同律师张某取现并分散转存至多人账户，以规避侦查冻结。法院认为，两人不属于职务侵占的直接实施者，但行为具有明显掩饰赃款来源和去向的特征，情节严重，构成掩隐罪。二人均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、缓刑3年6个月，并处罚金十万元。【案号：(2018)苏0506刑初1048号】

2. 范某案

公司员工蒋某、刘某利用职务便利侵占废紫铜，范某明知这些废紫铜来路不正，仍以低价收购并牟利，共计计帮助销赃34万元。法院认定范某等人构成掩隐罪，主犯范某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，缓刑3年，罚金6000元。【案号：(2023)沪0115刑初903号】

3. 盛某案

盛某明知女友张某利用职务便利侵吞公司巨额资金，仍与其共同挥霍赃款购买豪车、奢侈品、旅游等，共计40.1万元。法院认为认定盛某构成掩隐罪，判处有期徒刑3年、缓刑3年，并处罚金十万元。【案号：(2017)辽0102刑初413号】

上述案例共同表明：在职务侵占案件中，帮助转移、销赃的第三人，在一定情况下可以构成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，判断标准则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：

首先，第三人明知转移、窝藏、收购的赃款赃物来源于犯罪。司法实践中，“明知”并不完全依赖行为人的直接供述，也可以从客观事实中推定，例如交易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、交易时间（方式）异常，或者如上述朱某案显示，将来源不明的巨额资金分散存入多个账户等异常行为，均可作为推定第三人明知款物来源于犯罪所得的依据。

其次，要区分掩隐罪与职务侵占罪的共同犯罪。如果第三人不仅在事后提供帮助，还在职务侵占前或职务侵占过程中与上游犯罪人有明确的分工、共谋，则行为人构成职务侵占罪的共同犯罪而不是单独的掩隐罪。比如，在上述范某案中，若范某与蒋某、刘某提前沟通好，由蒋某、刘某把铜偷出来，范某收购赃物，那么范某属于职务侵占的共犯而不构成掩隐罪。

再次，掩隐罪的处罚要以上游犯罪成立为前提。如果上游行为人因为没有非法占有目的等情况而不构成职务侵占罪，那么帮忙转移的就不叫赃款、赃物，第三人也不构成掩隐罪。即使成立了掩隐罪，由于掩隐罪是下游犯罪，属于广义的帮助行为，刑罚应当比上游职务侵占行为更轻。

总结

职务侵占后的赃款处理环节，虽然外在行为方式上可能与洗钱手法具有一定相似性，但由于职务侵占罪不属于洗钱罪的上游犯罪，不能以洗钱罪论处。职务侵占者本人的销赃、转移赃款的行为属于职务侵占行为的自然延续不另行追究掩隐罪；但帮助其转移赃款、销赃的第三人，则可以以掩隐罪追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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