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围绕新的取保候审规定，为涉诈骗罪案件的当事人申请取保候审？

如何围绕新的取保候审规定，为涉诈骗罪案件的当事人申请取保候审？

两高两部于2022年9月21日发布了修订的《关于取保候审若干问题的规定》。从对刑事案件的辩护价值来说，其中最核心的条款，是明确了“对于采取取保候审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的犯罪嫌疑人，应当依法适用取保候审”。

比较而言，在以往的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规范中，该条款所使用的表述是“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，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”“可以取保候审”。

由此可见，以往满足条件，是“可以”取保候审；但是修订后的《取保候审若干问题的规定》将“可以”改为“应当”，满足条件，依法“应当”取保候审。在刑事法律规范中，应当可以等同于“必须”。

根据新的《取保候审若干问题的规定》，满足“采取取保候审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”条件的，应当取保候审。那么“发生社会危险性”指的是哪些行为？

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，“发生社会危险性”一般分为以下几类情形：

1.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；2.有危害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；3.可能毁灭、伪造证据，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；4.可能对被害人、举报人、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；5.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。

在涉诈骗罪案件的司法实务中，我们一般需要重点强调的是“3.可能毁灭、伪造证据，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”以及“5.逃跑（隐匿、藏匿、逃避法律追究）这两种情形。

在绝大多数案件中，办案机关不予取保的实质理由，也就是担心当事人串供、毁灭伪造证据、干扰证人作证，或者逃跑。

因此，在新的取保候审规定的基础上，对于涉嫌诈骗罪案件的当事人，我们可以结合当事人的具体情况，以及涉案的具体情节、案件类型等事实，重点说明当事人不存在逃避刑事追究，不存在干扰侦查活动、影响刑事诉讼进程等现实风险，论证案件满足”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”的条件。

例如，我们在近期提交的一份涉诈骗罪案件的取保候审申请书中提出：当事人应属于“采取取保候审足以防止社会危险性”的情形，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：

1.当事人及涉案公司在案发前后均积极配合办案机关调查，本案早在2020年8月相关部门已经介入调查，在近两年的调查过程中，当事人及涉案公司一直积极配合，从未实施过任何干预调查、侦查的行为，本案虽尚在侦查阶段，但案件核心证据已经固定，涉案的实物证据也已全部被办案机关扣押，对其采取取保候审不会造成影响侦查的不利后果。

2.当事人在案发后，主动去往办案机关接受讯问、配合调查，结合本案涉案事实、案件类型、当事人的个人情况、涉案公司的经营情况，当事人的住所地又在案件管辖地，对其采取取保候审不致于发生当事人逃跑、逃避法律追究等现实风险，当事人本人陈述其会积极配合办案机关调查，随叫随到。

3.涉案的当事人及相关证人均已做过多次笔录，根据我们与办案机关的沟通可知，本案的言词证据应当基本稳定，且本案的核心争议点并非是证据的真实性问题，而是案件现有事实、证据基础上的定性争议问题，对当事人取保候审不会影响涉案人员的口供和证人证言的真实性。

4.涉案公司已经主动将涉案争议款项置于办案机关控制之下，协助办案机关查明案件事实，对当事人取保候审不会造成携款潜逃、隐匿财产等行为的发生。办案机关对当事人变更强制措施，不会对涉案资金造成毁损和灭失的风险，不会影响到案件可能存在的追缴、没收、罚金以及相关执行问题。

在上述案件中，这几点情形，我们作为论证对当事人取保候审“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”的理由。但是必须指出，在涉诈骗罪案件中，尤其是涉案金额重大、涉案人员众多的案件中，如果仅仅是依托新的取保候审规定关于“社会危险性”的要求，又很难在实质上追求取保候审的结果，且容易陷入办案机关对“社会危险性”的主观理解偏差中。

因此，我们认为，即使新的取保候审规定在形式上增加了当事人能够取保候审的“筹码”，但当事人能否取保的核心要件，仍是要回到案件事实、证据、定性、量刑等主要方面。对于涉案金额重大、涉案人员众多的涉诈骗罪案件，争取改变定性、改变定罪量刑的核心条件，将当事人可能存在“重罪、重刑”的不利局面不断降低，在此基础上，配合“社会危险性”“应当取保”等相关规定，才能真正意义上追求有效辩护和取保候审的结果。

所以，即使有了新的取保候审规定，在涉诈骗罪案件的申请取保过程中，我们仍然要坚持重点放在案件本身，围绕事实、证据、定性方面的无罪辩护、轻罪辩护、罪轻辩护，再结合近年来不断强调的“慎捕、慎诉、慎押”等法律规定和司法政策要求，为当事人争取合法权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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