医保诈骗案件中，诈骗罪认定不宜扩大责任人员范围

医保诈骗案件中，诈骗罪认定不宜扩大责任人员范围

医保诈骗案件，有多种涉案模式，例如虚开药品类、大小处方类、虚构治疗费用类、“挂空床”类、冒充领取类、重复报销类等。医保诈骗案件近年来成为了司法实务中的热门话题，一方面是由于国家医保基金的稳定要求，另一方面是对相关责任人员的追究适当性问题。

近几年，金律师接触了多起涉医保诈骗的案件，此类案件的典型特点，是相关医院整体层面的骗取医保基金行为，但是在对相关涉案人员进行责任认定时，往往会存在部分错误追究定罪的情形。此类案件的办理和辩护过程中，会存在以下几个典型争议问题。

第一，部分案件中，医院的投资人、实际控制人、利益获取人（老板）没有归案，在对医院其他的业务负责人、部门主任、医生（职工）进行责任追究时，存在畸重处理的情况。

第二，部分犯罪嫌疑人与证人之间界限模糊，办案机关将部分涉案人员转化为证人，导致部分应当被追究责任的人没有被追究，部分不应被追究的涉案人员因为没有有效转化，被推上了责任人员的位置。

第三，接上点展开，部分案件中，对于实际执行医院虚增药品行为的人员不予追究刑事责任，作为证人处理，但是因为与案件存在事实的关联性和考虑到自身的刑事风险，此类证人证言极易缺乏客观真实性，往往具有明显的推卸责任、不实陈述，从而导致部分没有实际决策、参与医院虚增行为的人员，反而因为职位较高，又因为相关涉案人员（证人）的指证，被认定为相关责任人员，被认定成立诈骗罪。

第四，部分案件中，虚增行为的决策者是医院的实际控制人，虚增行为的执行者是医院基层工作人员，中间层的医院日常管理人员、职工、医生在该业务领域反而被架空，参与程度较轻，但是刑事责任的认定偏重。

第五，虚增行为已经实际发生，部分医生、职工基于医院业务流程或是具有一定强制性的要求，事后补充病历、处方、签字，此种情形下，事后的补充手续行为并非是骗取款项的核心行为，此类行为虽具有一定的可罚性，但对于此类人员的责任认定、量刑应适当。

具体而言，在金律师办理的某医保诈骗案中，涉案医院虚增药品领取的医保基金，流向医院的实际控制人，但是基于多重原因，实际控制人并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，只追究了医院日常管理人、医生等层面涉案人员的责任。

从利益获取的角度来说，部分医生并没有获得骗取医保基金的相关利益，亦没有参与骗取医保基金的决策行为，但是因为涉及到病历、处方的签字，甚至是事后的补签，被认定为责任人员。

从实际虚增行为的角度，涉案虚增行为的实际执行人员，是医院的护士以及其他人员，但是此类人员基于“职位”低等原因，被认定为证人，而且证人基于刑事风险的考虑，在证言中将相关责任指向医生的指使，导致医生被指控诈骗罪。

因此，针对此类情形，我们认为，对于医院整体层面的骗保行为，在认定刑事责任时，应主要从决策权、利益获取、虚增行为的实际支配和实施等角度，判定相关责任人员的范围，不宜以职位的高低认定。

此外，医保诈骗案件，以往的案例中存在认定合同诈骗罪的情形，此时就存在单位犯罪的辩护问题，如果能够按照合同诈骗罪单位犯罪进行认定，在量刑上相对有利于当事人。

同时，医保诈骗案件的数额认定，经常会遇到证据不足的问题，例如对于医院药品进出采购、登记问题，医保统筹与在案其他实物证据无法印证问题，医院相关盘点表，无法核实虚增药品数量等问题，导致部分办案机关粗放认定涉案金额，导致部分指控金额缺乏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，我们在辩护时，应予以格外重视。

我们处理的某医保诈骗案件，即因为办案机关数额认定的证据不足等问题，该案二审开庭后已发回重审，当事人现阶段已取保候审，希望该案的重审阶段，能在多个方面为当事人争取更大的利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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