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高检发布《审查逮捕质效标准》：“不捕情形”有哪三类？

近日，最高检发布了《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效标准（试行）》（下称“逮捕质效标准”），旨在“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”，并要求“强化检察监督，所有司法机关都要紧紧围绕这个目标来改进工作”。

《刑诉法》第8条规定，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。

换言之，在刑事案件中，检察院既要承担公诉指控职责，也要履行法律监督职能。

现在，最高检要求“强化检察监督”，什么意思？

在司法实务中，检察监督的职能有可能履行得没那么到位。

刑事案件的公平正义，体现在两个方面：

一是案件结果，有罪还是无罪，此罪还是彼罪，罪轻还是罪重，罪责刑是否相适应。

二是办案过程，“少捕慎诉慎押”是否落实到位，依法能不捕的是否坚决不捕，可诉可不诉的是否依法不诉，没有必要性的羁押是否依法解除或变更。

案件结果主要看法院，办案过程主要看检察院。

很多时候，结果正义不代表过程也正义，但过程不正义往往会导致结果也不正义。

比如，涉非法经营、传销、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经济犯罪案件，

大部分是单位犯罪或共同犯罪，如果幕后老板或实控人没有到案，涉案的一些基层员工可能就不走运了：

一些是受领导指派或奉命参与案件的人员，一般可以不作为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。

另一些是可能构罪，但犯罪情节轻微，依法可免除刑事处罚的人员；

还有一些是即便构罪，刑罚也不会超过三年的人员，可判缓；

以上大多都符合《刑诉法》第74条的取保候审条件，但实际上取保的可能性很小。

为什么？

理由就一个，“有同案人未到案，存在串供可能性”，法律依据是《刑诉法》第81条第（三）项。

一个案子，从案发到出判决，就因为这个理由，人关在里面一两年，结果法院还是给了缓刑、实报实销甚至无罪的判决。

这怎么让当事人和家属在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？

所以，最高检普通犯罪检察厅负责人就《逮捕质效标准》答记者问中也提到，“针对近年来逮捕实践中遇到的趋利性执法、捕诉标准混同、长期“挂案”等新问题，以及仍然存在的构罪即捕、不捕类型混用、跟踪监督乏力等老问题，均力求在《逮捕质效标准》中予以规范明确，确保高质效办案有据可循”。

关于捕或不捕的问题，《逮捕质效标准》第三章“不捕案件质效标准”作了详细规定，解读如下：

刑事案件中“不捕情形”有三大类：不构罪不捕、证据不足不捕、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不捕。

第一类，“不构罪不捕”，即有证据证明没有犯罪事实。

一，没有犯罪事实；

要么立错案了，根本没有犯罪事实存在；

要么抓错人了，确实有犯罪事实，但并不是当事人所为，另有其人。

二，依法可不追究刑事责任；

符合《刑诉法》第十六条规定的“显时特告死”五个情形，即未达到追诉标准（情节显著轻微、危害不大，不认为是犯罪），追诉时效已过，特赦免罚，刑事自诉案未诉的，当事人死亡的。 

第二类，“证据不足不捕”，即犯罪事实不清，有罪证据不足。

（1）仅有当事人的供述，无其他证据佐证；

（2）主要证据之间存在重大矛，难以排除合理怀疑；

（3）同案人的供述存在重大矛盾，无其他证据佐证；

（4）无直接证据，间接证据不能形成闭环；

（5）排除非法证据之后，其他证据达不到证明标准；

（6）难以证明当事人达到了刑事责任年龄。

《刑诉法》第55条明文规定了刑事证据的证明标准：不轻信口供，孤证不能定案，定罪量刑要做到事实清楚、证据充分，且排除一切合理怀疑。

反之，则不能认定在案证据能证明有犯罪事实，那么就更加不能捕。

不构罪不捕，比较容易理解，既然不构罪，那么，立案的要撤案，移送审查起诉的要不起诉，移送法院的要判决无罪，怎么可能还逮捕？

容易出问题的是，部分司法人员的“非黑即白”思维，不构罪不捕是吧，那么，构罪即捕。

构罪就一定要逮捕？

当然不是。

“不捕情形”的第三类，就是要厘清这个误区：

第三类，“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不捕”，即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，但不具有社会危险性。

在涉嫌经济犯罪类案件中，主要如下：

预备犯、中止犯；主观恶性较小的初犯；共同犯罪中的从犯、胁从犯；不足以判处徒刑以上刑罚；案后认罪悔罪，有自首、立功、积极退赃等情节；当事人已年满75周岁。

显然，上述几类情形与《刑诉法》第81条规定的“应当予以逮捕”的情形截然相反，因为符合上述几类情形的当事人不具有以下“社会危险性”：

不可能是累犯，也不可能是可能判十年以上的重刑犯，不可能犯新罪，不会对国家、社会或公共安全带来危险，不会伪造毁灭证据或串供，也不会干扰被害人等，更不会自杀或跑路。

也就是说，即便可能构成犯罪，这类当事人的主观恶性较小，悔罪态度诚恳，表明其社会危险性也很小或几乎没有，不属于“应当予以逮捕”的情况。既然可以不捕，那就应当依法坚决不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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