亲办案例：请托型诈骗罪案件，建议量刑十一年，判缓刑

2025年3月底，收到安徽省某法院邮寄的刑事判决书，请托型涉诈骗罪案件，《起诉书》指控金额78万，检察机关建议量刑十一年，一审阶段成功打掉主要一笔70万元的指控事实，判处缓刑。

其实这个结果我们早一周已经知晓，当事人当庭宣判后被释放，已与家人团聚，值得一提的是，终于见到了已经一岁半的小孩。

这个案件，金律师从2024年1月，案件刚到审查起诉阶段时开始介入，已经跟进了一年多的时间，往返当地十余次，与检察官、法官多次面谈沟通，过程极其曲折，但总算最终结果是好的。

请托型涉诈骗罪案件，我们时长纠结于诈骗罪与职务犯罪的对冲性，容易陷入非此即彼的指控逻辑中。但是具体到个案，如何结合案件事实、证据，通过与办案机关沟通、判断案件走向，最终选择最有利于当事人的解决思路和辩护方案，是能否真正意义上帮助到当事人的核心问题。

分享本案的办案历程，旨在为同类案件辩护提供参考。

确定委托

2024年1月，临近农历新年，当事人家属在电话初步沟通案件情况之后，最终从中部某省到广州，与我们确认本案的最终委托事宜。

通过面谈沟通，我们了解到，本案是一起典型的请托型涉诈骗罪案件，目前案件已到检察院，指控的罪名是诈骗罪，共涉三项指控事实，总的涉案金额108万元左右。

通过进一步了解案件情况，我们得知：本案与多数请托型涉诈骗罪案件的不同之处在于，本案中当事人受请托的事项已经完成，案件争议的核心问题，在于请托费用的金额确认，即涉案多笔金额的性质是否属于请托费用。对方报案称，涉案的108万费用，是当事人超出请托好处费之外骗取的费用，而当事人本人坚持认为，该108万元，全部属于请托事项支付的好处费。

换言之，本案与一般请托型涉诈骗罪案件的不同之处在于，辩护的核心问题并非是当事人是否具有办事能力、是否具有办事意愿、是否真实的去为当事人沟通请托事项等。本案核心的争议问题是，在对方以及公安机关认可的请托好处费之外，其余款项的性质问题，到底是属于好处费，还是属于骗取的款项。

基于本案请托事项已经实现的大前提，我们初步判断，本案存在较为明显的无罪辩护空间，同时我们认为，此类案件尤其是在检察院阶段，必须通过无罪辩护的方式，为当事人争取最优解决方案。

会见、阅卷

年底春运期间的出差，我们先从检察院手中阅到了全案的卷宗证据，在详细阅卷后与当事人会见沟通。

初次见面，两个上午、四个多小时的完整沟通，详细了解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，更加确定了案件的辩护策略与辩护思路。和当事人再三确认，本案在审查起诉阶段，在办案机关做出让步之前，我们无法考虑轻罪及罪轻辩护方案，必须坚持从不构成诈骗罪的角度，对全案三项指控事实做整体性质上的辩护。

如此辩护方案的目的，是争取检察机关不起诉，或是主动做出让步，从而全案能够折中处理。

案件辩护沟通之外，感受到了当事人整个家庭的不易，尤其当事人由于被羁押尚未谋面的孩子，在案件确实存在诸多问题的情况下，如何有效的帮助当事人及其家庭，成为了我们辩护人的的责任。

返程时，春运的人声鼎沸与看守所和当事人的落寞，对比鲜明，也让人心情沉重，我们能够反馈当事人的，是用事实、证据，为当事人抗争和争取。

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

审查起诉阶段，检察机关两次退回补充侦查，在我们近五个月的办案周期内，往返当地近十次、与检察官四次约见当面沟通，先后向办案机关提交了五份书面辩护意见。

期间与当事人多次会见沟通案件细节，由于案件多项指控具有“一对一”证据性质，我们也希望从会见沟通中，挖掘更多有利于当事人的细节。例如在某次会见沟通时，当事人偶然告知我们，对方支付的部分款项，应当是从其公司财务账目中支取。

对此，我们立即形成书面辩护意见，通过检察机关调取相关证据进行核实，最终确认该笔款项确系从对方公司财务账户支取，结合该证据我们提出：公司支取的行为，能够体现服务于公司，具有公司集体意志支付的性质，能够印证该笔款项是涉案公司支付给当事人的涉案工程项目好处费，而非是个人之间的借款。

这个事实以及辩点也是我们在一审阶段，认为该笔款项不构成诈骗罪的核心理据之一。

通过多次书面意见以及面谈沟通，从辩护人的角度我们判断，检察官其实对案件的性质也有摇摆。面谈时检察官详细问询了卷宗之外，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，比如当事人在监委、纪委处的笔录情况，比如当事人到案情况、关联案件指控的情况等等。

在第二次审查起诉期间，为了确认诉与不诉，承办人与辩护人面谈沟通了案件的解决方案，探讨了如办案机关作出有利于当事人的处理结果，当事人能否通过退款等方式，化解纠纷、解决社会矛盾等问题。同时承办人再次向报案人做了一次完整的询问笔录，以确认涉案争议款项的性质。

但最终由于报案人笔录等多方面原因，检察机关还是选择起诉。在起诉时，检察机关作出了相对有利于当事人的起诉金额，拿掉了30万的争议金额，本案从《起诉意见书》指控的108万元，到《起诉书》指控的78万元。当然，对于诈骗罪的罪名而言，并无本质意义。

一审阶段的辩护

一审阶段的辩护，则更为错综复杂，在案件没有不起诉的情况下，辩方则相对被动，无罪辩护真正意义上成为了寻求轻判的手段。寻找案件软着陆的方案，成为了案件辩护的核心问题。

一审阶段，通过两次庭前会议的非法证据排除。

通过多次会见，要求当事人提交立功线索的相关情况说明。

通过庭前提交书面辩护意见，让法官避免先入为主，全面了解卷宗证据之外，案件事实的来龙去脉，以及辩方的观点、要求。

一审阶段，办案机关的纠结体现在先后两次的庭前会议，体现在两次检察机关建议、法院决定延期审理，体现在一审阶段十个月才做出判决。

一审阶段，我们通过书面沟通、庭审沟通、庭前以及庭后沟通，在无罪辩护的同时，判断案件软着陆的两种可行方案：

一是通过辩护，打掉指控当事人成立诈骗罪的第三笔70万元的主要指控事实，对前两笔共8万元的指控事实认罪认罚，并通过退赔、退款等方式，争取案件轻判，争取缓刑。

二是争取全案改变定性，从诈骗罪改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，从而达到可能缓刑的前提条件，再通过退赔、退款、认罪认罚等方式，为当事人争取缓刑。

上述两种方式，核心问题都是要先打掉《起诉书》第三项的70万元诈骗罪的指控事实，只有通过论证该笔金额不构成诈骗罪，才可能实现最终有效辩护的结果。

最终，在一审开庭前，我们与当事人确认：庭审中当事人针对前两笔指控事实认罪认罚，针对第三笔指控，我们坚持做无罪辩护，与当事人充分沟通庭审应对后，正式进入庭审程序。

本案庭审中，审判人员亦问询了当事人部分关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关联问题，但法院在判决中最终选择了另一路径，即拿掉诈骗罪部分指控事实、指控金额的方式，在没有改变罪名的情况下，将涉案金额从78万元，缩减为8万元，并最终判处当事人缓刑。

本案最终虽是有罪结果，但对比检察机关建议量刑的十一年，已是天差地别，当事人重获自由，与家人团聚，确是改变了一个人、一个家庭数十年的人生轨迹。

结语

请托型涉诈骗罪案件，辩护的核心问题是案件不构成诈骗罪的事实、证据以及定性，充分论证当事人不构成诈骗罪的理据。此外，能否在检察机关争取不起诉，亦是至关重要的，这其中的内涵，包括司法实务中案件处理结果面临的诸多程序问题，亦体现在为案件的整体辩护垫定必要基础。

此外，在无罪环境艰难的前提下，如何为当事人争取实报实销、缓刑等轻判结果，可以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等轻罪辩护，从打掉部分指控事实、指控金额等罪轻辩护角度，实现轻判的前提条件，再通过其他辩护方式综合争取。

案件最后，想到了家属第一次来办公室面谈时的场景，感慨颇多，刑事案件的严酷，只有深入接触到案件才真正的感同身受，愿这些重获自由的当事人，珍惜当下，珍惜生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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