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运用“骗取财物”要件对传销案件进行无罪辩护

在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构成要件中，“骗取财物”是最为抽象、也最为关键的实质要件。本文将结合司法判例与辩护实务，深入剖析“骗取财物”要件的认定标准，揭示其在区分罪与非罪、此罪与彼罪中的核心作用，为有效辩护提供清晰的路径参考。

一、“骗取财物”要件的法律内涵与司法地位

“骗取财物”是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（《刑法》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）明文规定的构成要件。与“入门费”、“层级返利”等客观行为要件不同，“骗取财物”兼具客观行为与主观目的的双重属性，是决定行为是否具备刑事可罚性的实质判断标准。

根据《传销意见》第三条专门规定：

“传销活动的组织者、领导者采取编造、歪曲国家政策，虚构、夸大经营、投资、服务项目及盈利前景，掩饰计酬、返利真实来源或者其他欺诈手段，实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规定的行为，从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费用或者购买商品、服务的费用中非法获利的，应当认定为骗取财物。参与传销活动人员是否认为被骗，不影响骗取财物的认定。”

该条文明确了“骗取财物”的认定标准，即必须存在欺诈手段（编造、虚构、夸大、掩饰）与非法获利的实质结果。这表明，并非所有具有层级和拉人头特征的活动都构成本罪，只有那些在实质上通过欺诈手段非法获利，并通过“引诱、胁迫”手段实现的活动，才具有刑事可罚性。

“骗取财物”要件是传销犯罪特有的构成要件，与普通诈骗罪的构成存在显著区别：

行为方式不同：普通诈骗罪通常表现为行为人直接对被害人虚构事实、隐瞒真相，使其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。而本罪的“骗取”核心在于通过构建层级返利制度，以经营为名，诱使参与人不断发展下线，用后加入者的资金支付前序参与者的返利，其“欺诈性”主要体现在对整个盈利模式和可持续性的虚构与掩饰上。

结果认定不同：普通诈骗罪以“非法占有为目的”，关注行为人是否实际控制并意图占有财物。而本罪的“骗取财物”更多体现为通过欺诈性制度设计，从参与人缴纳的费用中非法获利，其获利与整个体系的维持、扩张直接相关，具有持续性和经营性特征。

二、司法实践中认定“骗取财物”的误区与争议

尽管“骗取财物”要件至关重要，但在司法实践中，对其认定常存在简单化、扩大化的倾向，导致辩护空间被不当压缩。

误区一：将“层级返利”与“资金亏损”直接等同于“骗取”

这是最常见的误区。许多判决书在认定“骗取财物”时，逻辑是：因为存在拉人头返利的模式，且最终有参与者亏损，所以“骗取”成立。这种推理混淆了行为模式与主观目的、混淆了经营风险与传销犯罪。

辩护要点：必须严格区分“经营失败导致的财物损失”与“通过欺诈手段非法获利”。任何商业活动均有风险，多层级销售模式本身并不必然产生“骗取”的故意。关键在于审查组织者、领导者设立模式的初衷、经营过程中的行为表现、对资金真实用途的管控，以及是否采用了《意见》第三条列举的欺诈手段。如果公司资金主要用于真实的商品采购、研发、运营，即便因经营不善亏损，但并未采用欺诈手段非法获利，则不宜直接认定为“骗取财物”。

误区二：将“宣传用语不当”直接等同于“骗取财物”中的欺诈手段

为推广市场，许多企业会使用带有一定夸大、鼓动性质的宣传语。司法机关有时会将此类普遍存在的商业宣传直接等同于本罪中的“欺诈手段”。

辩护要点：需要区分“商业推广”与“刑事欺诈”。关键在于宣传内容是否属于对经营、投资、服务项目及盈利前景的实质性、根本性的虚构或夸大，是否掩饰了计酬、返利的真实来源。例如，宣传“优质产品、分享创富”属于商业推广，而谎称“与政府合作”、“国家支持项目”、“稳赚不赔”，或刻意隐瞒奖金主要来源于后来者“入门费”的事实，则可能触及欺诈手段的红线。辩护时应着重审查涉案宣传的具体内容、语境及其是否构成了对商业模式本质的欺诈性描述。

误区三：将“主观明知模式违规”直接等同于“骗取财物”的主观方面

行为人明知其采用的“团队计酬”模式可能违反《禁止传销条例》，就推定其符合“骗取财物”的主观方面。

辩护要点：这是混淆了对行政违法性的认识与对“骗取财物”的刑事违法性认识。行为人可能明知模式在行政法上不被允许，但其主观上可能认为这是“打擦边球”的营销创新，其目的在于通过销售商品获利，而非通过欺诈手段从参与人费用中非法获利。二者的证明标准和法律后果截然不同。对行政违法性的认识，指向的是行为模式本身不合规；而对“骗取财物”的认识，要求行为人明知其采用了欺诈手段并意图以此非法获利。

三、围绕“骗取财物”要件构建无罪辩护的核心策略

有效的无罪辩护，必须围绕“骗取财物”这一核心要件，从客观行为和主观方面两个层面，构建完整的证据链和逻辑体系，以打破控方的有罪推定。

策略一：从资金流向与用途入手，证明公司收入主要用于真实的经营活动，未从参与人缴纳的费用中“非法获利”。

委托专业审计机构，对公司全部银行流水、财务账册进行审计，出具审计报告。证实以下要点：

1、大部分资金用于商品采购、产品研发、仓储物流、员工薪酬、市场推广等实际经营成本。

2、公司持有真实的资产（如存货、设备、知识产权），负债比例合理。

3、企业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商品销售利润分成，与公司整体经营规模、利润水平相匹配，其获利不是来源于“拉人头”的入门费沉淀。

策略二：系统收集并整理证据，证明商品是经营的核心，利润来源是销售。

1、与生产厂家的采购合同、付款凭证、质检报告等供应链证据。

2、终端消费者的订单记录、收款凭证、物流发货单、快递跟踪信息等销售与物流证据。

3、规范的仓储管理记录、库存盘点表，证明商品在动态流转，而非长期囤积。

策略三：从商业模式设计与宣传入手，证明行为人的经营和宣传是真实的，否定存在“欺诈手段”

1、通过对原始商业计划书、内部会议纪要、制度版本迭代记录的分析，论证奖金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为了激励销售、扩大市场，其核心计算依据始终与团队真实销售额挂钩，制度本身未刻意“掩饰计酬、返利真实来源”。

2、 整体宣传材料如实介绍产品信息、价格构成、盈利模式、潜在风险。明确说明奖励来源于销售利润。

3、在会员协议、宣传材料中提示“投资有风险”。

4、聘请法律顾问对模式进行合规咨询，进行相应的合规整改。

5、对加盟商、会员进行规范经营、禁止夸大宣传的培训和要求。 

策略四：从参与人处分财物的原因入手，进行“骗取”因果关系的切割

即便存在某些夸大宣传，也需要证明该宣传并非导致参与人支付财物的决定性原因，参与人主要基于对商品或经营机会的判断而加入。

1、通过抽样调查、证人证言等方式，证明参与人加入的动机多样，包括：认可产品自用、希望获得零售差价、将其作为一份销售工作等。证明高额返利承诺并非主要的吸引点。

2、强调商品具有真实、合理的市场价值，或商业模式本身提供了真实的经营机会。参与人支付对价，首要目的是获取商品或经营资格，其价值判断是决策的重要基础。

3、证明许多参与人是在了解商业模式规则、知晓可能存在市场风险的情况下，基于自身商业判断自愿投入资金，以期获得回报。这更接近于一种自愿的商业参与行为，其损失应归属于商业风险范畴，与因被“欺诈手段”诱导而处分财物有本质区别。

四、典型无罪辩点归纳

结合我们办理的诸多案件，以下情形是围绕“骗取财物”要件进行有力辩护的常见切入点：

1、真实经营辩：公司有实体经营，主营收入来源于商品销售利润，资金用于再生产，组织者未采用欺诈手段从参与人费用中非法获利。这是最根本的辩点。

3、价值对等辩：参与人支付费用所获得商品或服务，其市场公允价值与费用基本相符，其主要目的在于消费或获得真实的经营机会，而非被“拉人头”返利所欺诈。

3、主观经营辩：行为人设立、推广模式的初衷是经营企业、销售商品，其本人对最终的资金链断裂不具有“明知必然发生而放任”的间接故意，更多是经营判断失误或对风险预估不足，且无证据证明其采用了欺诈手段。

4、事后补救辩：在资金链紧张或出现问题时，行为人没有逃匿、销毁账目，而是积极寻求融资、重组、与参与人协商解决方案，这反证其不具备通过欺诈手段非法获利的主观恶性。

5、行政违法辩：在案证据仅能证明行为模式违反《禁止传销条例》，构成行政违法，但无法证明具备刑法意义上的“骗取财物”实质，应坚持刑法的谦抑性，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一般行政违法。

结 语

“骗取财物”是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罪与非罪的“试金石”。成功的无罪辩护，必须将攻击焦点精准聚焦于此要件，严格依据《意见》第三条的规定，从是否存在“欺诈手段”和“非法获利”两方面进行充分论证。对于辩护律师而言，需精通商业、财务与法律，通过专业的审计、严谨的证据梳理和清晰的法律论证，将“经营性行为”与“骗取财物”的犯罪行为明确区分，才能在刑事风险的高压之下，为当事人辟出一条生路，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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