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个案例：合同诈骗罪中的“合同”，如何准确认定？

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，是特殊法与一般法的关系，而前者之所以独立成罪，就在于其多了一个特殊场景，即“在签订、履行合同过程中”。

也就是说，某个行为若成立合同诈骗罪，就不应以诈骗罪论处。

如（2022）苏0902刑初137号一案，

陈某因欠债较多无力还款，于是虚构需要采购大量白酒的事实，冒用他人名义与多名白酒供应商达成“先货后款”的口头合同，后以低价转售他人，累计涉案金额达196万余元。

根据江苏省高法高检《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》（苏高法[2023]114号），

本案如果定性为诈骗罪，超过50万元即属于“数额特别巨大”，陈某的量刑是十年起步。

如果定性为合同诈骗罪，个人合同诈骗未超过200万元，属于“数额巨大”，量刑相比要低一档，在三至十年。

最终，法院认定陈某的行为不属于诈骗罪，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，判处有期徒刑七年。

为什么做如此判决？

关键要搞清楚合同诈骗罪中“合同”的范围和形式。

在合同范围上，

在刑法中，合同诈骗罪不仅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，而且连所属章节也有所改变：

诈骗罪（第266条）属于刑法分则第五章“侵犯财产罪”，合同诈骗罪（第224条）属于第三章“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”之第八节“扰乱市场秩序罪”。

这意味着，刑法认为“合同诈骗罪”保护的法益，具有双重性：

一是“诈骗罪”对应的被害人或被害单位的财产利益；

二是“合同”对应的市场经济管理秩序。

可见，这里的“合同”是有限制范围的，即必须体现市场经济属性。

市场经济属性，其最典型的特征是什么？

当然是市场交易。

在《民法典》中，与市场交易相关的合同，包括但不限于买卖合同、租赁合同、融资租赁合同、担保合同、承揽合同、建设工程合同、运输合同、中介合同等。

正如最高法在《陈某荣合同诈骗案》（入库编号：2023-03-1-167-001）中所持观点，“合同诈骗罪”中的“合同”必须体现出“市场交易”属性，不包括不具有交易性质的赠与合同、劳动合同、行政合同，也不包括婚姻、监护、收养等涉及身份关系的合同，也不包括与投融资、保险等金融领域相关的贷款合同、票据合同、保险合同。

本质上，合同诈骗罪中的“合同”只是一种诈骗手段，即行为人以签订、履行合同的方式骗取财物。

类似地，在金融诈骗罪领域中，集资诈骗罪，是以非法集资、吸收公众存款的方式骗钱；贷款诈骗罪，是以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的方式骗钱；信用卡诈骗罪，是以信用卡为媒介，以伪造、冒领、冒用、恶意透支为手段骗钱。

因此，区分合同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、其他类型诈骗罪，关键看当事人与相对方之间是否存在合同关系，以及涉案合同是否具有市场交易属性。只要具备这两点，就可以争取认定合同诈骗。

在合同形式上，

《民法典》第469条明确规定，当事人订立合同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，也可以采用口头形式或电子数据、电子邮件等其他形式。

基于法秩序的统一性，《刑法》同样既认可书面合同，也认可口头合同或其他形式的合同。

因此，在合同诈骗案中，合同形式的认定一般不构成障碍，书面也好，口头也好，关键在于：是否有确实、充分的证据证明涉案人员之间存在与市场交易相关的经济合同关系。

如果是书面合同，自不必多言，只要合同相对方之间就核心交易条款达成意思一致，即可认定合同关系成立。

如果是口头合同，则需要进一步审查在案的言词证据及其与物证、书证、电子数据之间能否相互印证。比如，关于某项交易约定，当事人的口供与被害人陈述之间是否能印证，是否又与相关聊天记录、员工或服务商的证言、涉案资金流水记录、提货记录等相印证。

如（2017）渝0116刑初643号一案，

被告人李某在某蔬菜批发市场帮W公司采购蔬菜，W公司将蔬菜款预付给李某，李某在与各蔬菜批发商逐渐熟悉后，口头协议，先赊购蔬菜，一段时间后凭流水帐单结帐给蔬菜批发商。后李某将W公司预付款用于购买“六合彩”赌博，输钱后采用支付部分欠款的方式，一直从蔬菜批发商处赊购蔬菜，直至拖欠蔬菜款78万余元后逃离重庆。

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，认定诈骗罪还是合同诈骗罪？即李某与批发商之间的口头约定，是否成立合同关系。

最终，法院认为合同诈骗罪中的“合同”的表现形式，应当既包括书面合同，也应该包括口头合同，不能以合同的表现形式的不同，进行区别对待。故本案李某与批发商之间的口头约定属于合同，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。

当然，在这类案件中，如果各方说法不一，说明事实存疑，此时就不能一味采信被害人的陈述，而应结合经验法则和逻辑进行综合判断；如果事实仍无法查清，则应遵循存疑有利于当事人的原则，对涉案事实作有利于当事人的解释。

如（2017）冀刑终529号一案，

法院认为，张某向薄某借款与二人因合伙入股经营某矿入股、退股纠纷交织在一起，双方各执一词，双方亦不能提供确实、充分的书证、物证证明，部分相关证人证言的证明力不足，张某在签订、履行合同过程中的履行能力亦没有查清。

现有证据不足以形成张某犯合同诈骗罪的证据链条，本案指控合同诈骗罪的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，故对张某宣告无罪。

实际上，本案的判决也体现一种立场：

合同诈骗罪具有很强的针对性，其主要针对的就是市场交易行为。从鼓励市场经济发展的角度，对于经济活动中产生的纠纷或欺诈行为的规制主要应当通过民事、行政等手段予以处理，刑法不宜轻易介入。因为市场风险对于民商事主体来说，应当是明知的，正常的风险应由其自担，不能通过刑事司法手段将市场风险转嫁给对方当事人。

阅读量：108 PC版链接 移动版链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