传销案件中，认定参与人数时应剔除未发展下线的最终消费者

对于传销案件而言，人数的确定有时是关乎罪与非罪的关键，特别是一些地区参与人，他们本身可能就是传销案件的受害人，可能只是介绍了身边的一些亲朋好友去注册、购物，但是办案机关在计算传销人数时，也会将他们计算为“三层三十人”之内，进而使这些地区参与人构成犯罪。

这显然是不合理的，从立法意图而言，传销案件打击的传销活动的组织、领导者，这些地区参与人很难说的上是传销活动的组织、领导者；而从司法实践来看，即使是下线有三层三十人可以立案侦查，那些并不了解传销规则、只是进行消费产品的人也不应当被归为“三层三十人”的传销人员中。

因此，本文主张，在传销案件中，在认定人数时，应当剔除掉那些未发展下线的最终消费者，理由如下：

一、单纯消费者不属于“传销参与人”，不属于传销下线

所谓的下线，应当是与上线有联系，相对应的，最起码作为传销参与人的下线，应当知道自己参与的是传销活动，但是很多最终消费者，只是看重传销活动经销的商品，而不是看中其经销模式，对其经销模式既不关心，也不了解，不属于适格的下线，不属于传销参与人。

根据《禁止传销条例》和刑法规定，传销的违法性核心在于“层级性”、“拉人头”和“入门费”的盈利模式。若参与者仅为纯消费者，未发展下线且未从层级关系中获利，其行为不符合传销的组织性或经营性特征，不应当认定其属于传销人员。

二、单纯消费者不应由被害人变为违法行为人

传销在我国是违法活动，只要参与传销，就是违法参与人，根据《禁止传销条例》规定：“参加传销的，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可以处2000元以下的罚款。”

而很多注册成为会员的消费者，通常无发展下线的意图，仅因被误导购买产品，其主观恶性与主动发展下线的参与者存在本质差异。若将此类消费者计入人数，可能模糊“受害者”与“违法参与者”的界限，导致责任认定扩大化。

三、应当严格限定“三层三十人”的人员类型

应当将“参与人数（三层三十人）”限定解释为对传销体系扩张有直接贡献的人员（如发展下线、维持层级）。纯消费者未对体系扩张起到作用，其数量不应作为衡量传销社会危害性的依据。

在一些裁判文书中，确实也将这类人员排除：

如南顺检刑检刑诉〔2019〕453号起诉书中指明：

经鉴定，蔡某某所在层级第四层，会员层级六层，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会员90人（经剔除未投资会员及未发展下线会员后剩余85人。杨某某所在层级第六层，会员层级九层，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会员80人（经剔除未投资会员及未发展下线会员后剩余65人）。

类似的案例还可见南顺检刑检刑不诉〔2019〕81号起诉书，虽然在这些法律文书中，其结果依然是起诉，但是办案机关剔除“未投资会员及未发展下线会员”的做法也表明了部分办案机关是可以接受“认定传销参与人数时，应该剔除未发展下线的最终消费者”这一观点的。

不过，由于我国在不同时期对与传销存在截然相反的态度，再加上直销、分销经营模式的复杂，不同地区对传销的定性和处理上出现广泛的不尽一致情况，因此，各地都存在着迥然不同的对参与人员涉案身份、行为的认定和涉案财物的处置方式，这也正是需要刑事辩护律师着眼和着重发力的案件辩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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