合作投资型受贿：有出资≠受贿，未参与经营≠受贿

合作投资型受贿：有出资≠受贿，未参与经营≠受贿

李泽民律师、张利琪

引言

近年来，公职人员因参与投资、入股、合作经营而被指控受贿的案件日益增多。这类案件不同于传统的现金贿赂，其资金往来常以投资分红的形式呈现，导致罪与非罪的界限在实践中容易产生分歧。

作为长期从事职务犯罪辩护的律师，我们会经常遇到当事人提出的同一个困惑：我确实出了钱，也拿到了分红，怎么就成受贿了？

这个问题，恰恰触及了合作投资型受贿案件辩护的核心。本文通过梳理相关法律规定，从案例分析、真实出资及实际经营角度对合作投资性受贿行为展开论述。

一、从真实案例看合作投资型受贿

先来看一个同案不同认定的真实案例。2018年，国有公司副总经理A与供应商B合作开办C公司，约定分别出资150万元、600万元，分别占股20%、80%。A以其持有的专利权作价60万元出资，并将专利权变更到C公司名下，完成工商登记。

A另利用职权为B在材料采购等方面谋取利益，B则提出为A垫付剩余90万元出资款，双方未约定归还，B也从未催要。C公司运营期间由B负责，A未参与经营。至案发，A按20%占股比例获得分红200万元。

本案中，A利用职权为B谋取利益，接受B以垫付出资形式进行利益输送，名为接受垫资，实为权钱交易收受“干股”。法院认定A就该90万元垫资对应的部分构成受贿罪。

同样是“未参与经营”，为何部分出资不构成受贿，部分出资却构成？区别在于，A以专利真实出资60万元，这部分出资具有真实对价，对应分红系正常投资回报，不构成受贿；另一方面，A未实际支付90万元出资款，B垫付的实质是利益输送，对应部分构成受贿。

再看一个反面典型案例。公职人员甲利用职务便利为设备供应商乙承接业务提供帮助。2019年，乙提出给予甲2000万元支持其女儿创业。甲安排特定关系人注册D公司，乙转账2000万元至D公司，甲另投入300万元。工商登记显示乙和丙（甲的特定关系人）占股分别为40%、60%，但乙出资后未参与经营管理，甲乙双方也未约定收益分配。

审理法院认定，甲乙双方的占股比例与出资比例明显不符，乙出资后未参与任何管理经营，本质上是以合作开办公司之名行权钱交易之实，甲构成受贿罪，受贿数额为2000万元。

二、合作投资型受贿案件的认定逻辑

那么，法律对于合作投资型受贿究竟是如何规定的？两高发布的《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》中第三条明确规定了两类情形以受贿论处。

第一类是“代为出资型”，即请托人出钱，以国家工作人员的名义进行投资，受贿数额就是请托人给出的那笔出资额。

第二类是“直接获利型”，公职人员以合作投资的名义获取“利润”，但没有实际出资和参与管理、经营的，以受贿论处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“没有实际出资”和“没有参与管理、经营”，特意用的“和”字。这意味着，只有两个条件同时具备，才能直接适用这条规定认定为受贿。换言之，只要国家工作人员具有真实的投资，即使未实际参与管理、经营活动，也不能直接认定为受贿。

人民法院入库案例“X某受贿案”（入库编号：2023-03-1-404-005）的裁判要旨进一步明确了该观点，成立“合作投资型”受贿的关键点在于：一是公职人员是否实际出资，二是其是否实际参与管理、经营。

只有在既无实际出资又未参与管理、经营的情况下，无正当理由获取利润，其所获利润才会属于以合作投资名义进行权钱交易的变相受贿行为。

相反，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具有真实的投资，即使未实际参与管理、经营活动，也不能认定为受贿罪，而可能只是受到党纪政纪处分。由此可见，出资的真实性是区分犯罪与违纪的根本。

三、辩护视角：什么情况下不构成受贿？

基于上述规定和裁判要旨，在辩护实务中，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切入，证明公职人员的投资行为不构成受贿。

（一）“有出资≠受贿”

实践中，常有国家工作人员确实拿出了自有资金，投入了请托人经营的项目或企业，同时也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了一定的利益，最终获得了分红的情况。此时，辩护的关键第一步就是审查出资的真实性，因为真实出资是切割受贿与违规经商的根本分界线。

这种情况下，公诉机关往往会直接指控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，还拿了分红，这就是权钱交易。但从辩护的角度来说，行为人有出资，就有投资的基础；有投资，就有分红的权利。不能因为收了分红，就推定这笔钱一定是贿赂。

在A某专利出资案中，“有真实出资”能够动摇受贿认定的核心逻辑在于，收益与职务行为之间的对价关系不成立或不完全成立。

真实的出资意味着当事人承担了相应的经营风险，投资可能盈利，也可能亏损甚至血本无归。而承担风险，恰恰是投资与受贿最本质的区别。

当然，有真实出资并不必然排除受贿。实践中也存在“名为投资、实为受贿”的情形。比如，出资只是象征性的幌子，当事人只享受利润不承担任何风险；或者所获“分红”明显高于出资应得的利润，与企业实际经营情况完全无关；又或者双方事先约定“旱涝保收”，无论项目盈亏都能拿到固定回报。这些情形下，出资只是掩盖权钱交易的工具，真实的投资关系并不存在。

因此，区分受贿与违规经商的核心在于厘清收益的来源与对价。一条完整的“商业交易”证据链应当包括出资真实发生、风险实际承担及收益与出资规模相匹配。当这三点得到证实，即便当事人曾为对方谋取利益，该笔所得的性质也更宜认定为违规经营获利，而非权钱交易的贿赂款。

（二）“未参与经营≠受贿”，不参与管理不等于没有投资权利

除了出资真实性，办案机关另一个常见的指控切入点是，当事人从未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，却能拿到分红。

对此，我们需要明确《公司法》的一项基本原则，即出资是股东享有收益权的依据，参与经营管理不是必要条件。投资者可以只出资、不管理，一样享有分红的权利。公职人员因身份和精力所限，不参与所投资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

如果仅凭“未参与经营管理”就认定受贿，那相当于用公司法的逻辑去否定投资行为本身，这在法理上是说不通的。关键不在于“有没有参与管理”，而在于收益的来源是什么，是出资产生的合理回报，还是利用职权为对方谋利的非法对价。

四、结语

有真实出资，不等于受贿；未参与经营，不等于受贿。合作投资型受贿案件的辩护，核心在于八个字：回到出资，回到证据。

辩护律师需要通过客观证据向法庭呈现完整的事实链条，即当事人确实有出资，确实承担了风险，确实获得了与出资相匹配的回报，从而证明涉案行为是正常的投资获利行为，而非实为权钱交易的受贿行为。

面对合作投资型受贿的指控，谨慎、早期、专业的法律介入，往往决定了罪与非罪、量刑轻重的走向。此类案件的事实认定复杂，尽早梳理银行流水、出资凭证等客观证据，才能在罪与非罪、贿赂数额多少上为当事人争取最有利的法律评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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