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金玉良言》(Ⅱ)之三十二──第二篇 热点时评2.重庆扫黑(4)法治不能承受之轻

  第二篇 热点时评2.重庆扫黑(4)法治不能承受之轻

2．重庆扫黑

（4）法治不能承受之轻

“把手指放在善恶交界之处，就可以碰触上帝的袍服。”法官是世俗公平的捍卫者。其在职司断人毁誉、生死之裁判时，理应有碰触上帝袍服的慎戒。这种慎戒是对法官超脱于善恶的警醒。法官绝不应利欲熏心以致屈从偏执于恶；当然，也断不能感情用事以致纯粹偏颇于善。中立是法官对世俗公平忠诚的起誓。是非之间，如何去伪存真以作出公正裁判？中立是法官得以就是非曲直一锤定音的品格保障。若与针锋相对的一方具有特殊关系，或者与自身审理的争议具有利害关系时，无论是基于既有情感的先入为主，还是基于可能利益的不当驱使，法官出于“碰触上帝袍服”的慎戒，均应回避。

时下，李庄律师的罪与罚引发了许多的争论。从拘留，到逮捕，再到定于2009年12月30日开庭，前后不过十八天。迅速批捕，迅速起诉，迅速审理，接下来是否会破天荒地当庭作出有罪判决？

我们注意到，重庆市江北区法院已迅速驳回李庄辩护律师要求异地审理的请求。此举背后的隐意我们不得而知。重庆市江北区法院驳回异地审理请求的“自我裁定”已经违背了审判所应具备的中立要求。而对于中立之慎戒的背离，也使得这一纸裁定成为了中国法治所不能承受之轻。

重庆方面为李庄案件组建了公、检、法、司联合办案组。此举本身便有悖于公检法各司其职、相互监督的制度初衷。刑事诉讼三角结构的表征是原被告平等对立，法官作为第三方居于其中，踞于其上，公正裁判、解决纠纷。刑事诉讼三角结构的基本要求是审判中立，控辩平等。但是，以专案组来统筹公、检、法、司，审判则无从中立。而公、检、法、司联合出击，原本处于弱势的辩方更是无力招架。本次重庆打黑运动中，从开始到最终结束，所谓的审判机关，其实与公安机关、检察机关一样，只是打黑链条上的某个节点。在这种背景下，任何涉黑案件的审理，说到底只不过是一种出产判决的形式。执掌天平的法院遁逃至公检一方的阵营，为原本天平倾斜的一端再加砝码，结果就是使原本稳定的三角结构处于一种一触即溃的状态。而审判中立，控辩平等也由此演变成为公检法司咄咄逼人与羸弱辩方的负隅顽抗。

法院无法保持中立，刑事诉讼三角结构自然土崩瓦解。被告人在无法获得公正审判的情况下，制度理应为其提供解决问题的途径。不过，我国现行法律并未对异地审理及其申请程序作出明确的规定。《刑事诉讼法》第二十六条仅仅规定：“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审判管辖不明的案件，也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其他人民法院审判。”但是，作为被告人或者其辩护人，究竟应该向哪一级法院提出异地审理的申请，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则尚付阙如。而根据《刑事诉讼法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，回避也仅仅适用于审判人员、检察人员、侦查人员。我国并没有针对公安机关、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集体回避制度。

但是，制度的不健全也不能成为剥夺李庄获得公正审判的借口。基于应有的慎戒，即便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，法官，乃至于由法官组成的审判机关——法院，在无法保证自身中立的情况，也应当自行回避。虽然相辅相成，但是制度供给倾向于为被告提供救济的途径，法官（法院）的回避来自于慎戒秉性的诉求。正如美国法哲学家卡多佐所说：“法官的品格是正义的唯一保障。”特殊情况下的回避，对于法官而言，并非是实然层面的规范约束，而是应然层面的职业伦理。遗憾的是，一纸驳回异地申请的裁定，泯灭了李庄及其律师对法官遵从职业伦理的期许。这样一种行为，不仅伤害了李庄，李庄的家人以及李庄的辩护律师，而且伤害了整个法律共同体。随着三角结构的解体，审判中立，控辩平等的制度共识不复存在，而原本来之不易的法治情结也将降至冰点。

“你们乐于立法，更乐于破坏它们。如同海边玩耍的孩子，不倦地搭建沙塔，再笑着破坏他。”面对似曾相识的戏谑，如今已是无言以对，惟一企望：切莫让一纸裁定成为法治不能承受之轻！

【金玉良言】律师的职责是在法律框架内实现当事人利益最大化，而不是什么公正。如果律师、检察官和法官都是为了公正，要么是有人讲假话，要么就是配合得毫无公正可言了。律师为他的当事人说话，检察官代表国家追诉犯罪，法官居中，不偏不倚，道理将越辩越明。这样的现代司法结构才能真正催生和保证司法公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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