骗补类案件，如何从认识错误的角度做无罪辩护？

欺骗行为要使相对人产生认识错误，是诈骗罪既遂的重要链条。我们通常的理解是，如果行为人实施了虚假、欺骗行为，相对人没有上当受骗，没有产生认识错误，也就是行为人想骗但没有骗到，此种情形在理论上，可能成立诈骗罪的未遂，这种认定更符合理论上对认识错误满足构成要件要素的探讨。

但是在司法实务的具体案件中，认识错误又不仅仅是既遂、未遂的认定问题，可能还会作为涉案行为是否满足构成要件意义上的欺骗行为，以及涉案行为是否成立诈骗犯罪的一个衡量、认定标准。

这类情形在骗补类案件中体现尤其明显。

在一般的骗补类案件指控中，如果行为人实施了提供虚假证明材料、虚假海关数据等“欺骗手段”去申领补贴款项，那么我们理解的是，相对人（也就是有审核权、补贴发放权的相关人员)没有产生认识错误，也就是说相关人员审核出来问题，认为行为人提交的材料、资质、条件不能通过审核，那么就不予发放补贴资金，所以我们探讨的“没有产生认识错误”，在此种情形下还是诈骗罪未遂的罪轻辩护问题。

但是诸多骗补类案件中，比较反常问题是什么？

我们谈的以“认识错误”对案件定性进行辩护的前提，是诸多案件中，相应的“瑕疵、问题”申领行为被审核、被通过、补贴款项被发放，也就是说行为人提交的“瑕疵、问题”材料、资质、条件是审核通过的，补贴资金已经发放之后，行为人被指控构成诈骗罪，本质上是事后追责的问题。

此种情况下，我们要谈的围绕认识错误的辩护，是要证明相关部门、相关人员没有产生认识错误，本质上是“相对人明知”的辩护问题。也就是说相对人根本上没有对行为人提交的材料产生误解、误会，而是在某种合意的情况下，对审核通过、对资金的发放，此种“合意”具体可以体现为放任、默许甚至是积极推动等诸多形态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说相对人没有认识错误，对此我们又要反推另一个事实，相对人没有产生认识错误，为什么补贴资金还会被发放？由此更要去反推，所谓的提供虚假证明材料，所谓资质不符合，涉案的“瑕疵、问题”申领行为，是否还具备刑法意义上的欺骗可能性？

这种在外观上看似满足的欺骗行为，有没有可能真正意义上欺骗有财产处分权的相关人员？如果不具备这样的前提，那么这种行为其实具备双方合意性质，也就是我们在一些具体案件中探讨的，我们是为了完成业绩、完成任务，可能多方协商、合意，最终以某种方式来完成指标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谈的认识错误的辩护问题，就不仅仅说是我实施了欺骗行为，但是你没有上当受骗，你没有做出财产处分行为，或者你把这个补贴资金给拦截了，你没有发放，这种未遂的认定问题。

如果补贴资金顺利发放了，我们又有办法证明相对人没有上当受骗，没有产生认识错误，这种情形下，我们就要去认定最初的完成业绩行为、提交材料行为、申领行为，是否具备刑法意义上的欺骗性，是否具备犯罪的可能性，是否是符合诈骗罪构成要件意义上的虚构事实，隐瞒真相，如果不符合，则是罪名是否成立的根本问题。

所以诸多诈骗犯罪案件，都会存在这样的辩护问题，当然这类情况有很多种案件类型，不仅是骗补类案件。我们在辩护时，要去探讨此类现象的根本原因，为什么相对人、相关部门会处分相关的补贴资金，为什么会发放相关的补贴资金。甚至在部分自然人对自然人的案件中，相对人没有被骗，为什么还要交付相应的财物，处分行为的动机和根本目的是什么，是这类案件中诈骗罪是否成立的重要辩护问题。

很多时候，没有接触到具体的案件，很多人会觉得这类情况鲜有存在，其实实务中，并不少见，五花八门的被指控为诈骗犯罪的情况，都会在司法实务中具体体现。

如果这类案件能够证明清楚相关事实、因果关系、动机、目的，那么“认识错误”就绝不仅仅局限于犯罪未遂的量刑辩护，会涉及根本的欺骗行为是否成立，是否满足诈骗罪构成要件的定性辩护，本质上是有罪与无罪的辩护问题。

这类案件的辩护会变得宏观化，会涉及法律与政策的相关衔接与探讨，即特定情形下满足政策要求的行为，是否应当以诈骗犯罪对涉案人员进行指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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