刑事案件，究竟要查清什么“事实”？

《刑事诉讼法》第六条规定，法院、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，必须依靠群众，必须以事实为根据，以法律为准绳。

“以事实为根据，以法律为准绳”，有两层意思：

一，先事实再法律，查明事实是办案的基础，如果案件事实无法查明，法律定性和适用问题就无从谈起。

在刑事诉讼中，公安机关负责侦查取证，是“做菜”的，检察院负责审查起诉，是“端菜”的，法院负责审理，是“尝菜”的。

这个“菜”主要就是指“事实”，如果“菜”没有上齐、没有做熟，检察院是不可能端走的，只能退回补充侦查，补侦两次还没搞齐、搞熟的，就应当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。

如果“菜”端给了法院，但法院认为还是不齐、不熟，可以决定休庭或延期审理以补充侦查，若补侦后仍然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的，应当依法作出无罪判决；即便案子到了二审阶段，二审法院认为原判事实不清或证据不足的，往往也是撤销原判，发回重审。

可见，无论案子走到哪个阶段，承办单位的首要任务都是查明事实。

而且，查明事实这一任务，必须由具体承办案件的侦查人员、检察官或法官来落实，不能通过所谓请示、汇报等方式把这个任务抛给上级。

比如，《人民检察院案件请示办理工作规定》第三条明确规定，各级检察院依法对案件事实认定、证据采信独立承担办案责任，下级检察院不得就具体案件的事实认定问题向上级检察院请示。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法律适用问题请示答复的规定》第三条明确要求，不得就案件的事实认定问题提出请示。

显然，两高的意思很明确，听取汇报、书面审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办案，不得以此方式替代和转移承办人的责任。

为什么？

因为汇报、请示材料都是精简的，甚至带有主观倾向性的，根本无法展示案件全貌，也无法还原证据细节，而事实往往就藏在这些细节中，只有自己去一页一页地看，一张一张地翻，才有可能发现真相。

否则，如果看看汇总材料就能搞清楚案情，何止检察官、法官不用阅卷，律师也不用阅卷了，都去看侦查机关给的汇总材料好了，过程轻松，效率又高。

实际上，这也是刑事司法所要求的“亲历性原则”。

什么叫“亲历性”？

就是亲自查阅卷宗，亲自核对、审查卷宗里面的每一份证据。

就是直接与当事人面对面地接触，耳目全开地倾听当事人的供述和辩解。

只有这样，承办人才可能全面掌握案件事实，才可能对证据和争议问题了然于胸，进而形成自由心证，并对案件实体和程序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。

兼听则明，才可能实现司法公正。

二，从定案的角度，“事实”既包括客观事实，也包括法律事实。

客观事实，即案件真相，是已经发生过的、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实。对于办案机关而言，案件真相无法完全还原，只能无限接近，而接近真相只能依靠证据，即那些经过法定程序、符合证据标准而认定的事实，即法律事实。

《刑事诉讼法》第55条明确要求，刑事案件的定性标准必须是“证据确实、充分，即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，综合全案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”。

办案人员没有上帝视角，只能基于法律事实作出判断，而《刑事诉讼法》规定的一系列程序就是为了保障用于定案的法律事实（证据）能够尽可能与客观事实（真相）保持一致。

在司法实务中，与当事人客观行为有关的证据相对容易取得。

比如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中，有没有开具发票、私下转账的行为，查查电脑的税控系统和银行流水就能核实。

外汇类非法经营案件中，有没有私下交易外汇、赚汇率差价的行为，查查境内账户流水和聊天记录就能印证。

传销案件中，有没有真实货物销售，有没有拉人头返利机制，查查业务合同、物流系统和后台电子数据就能发现。

但与当事人主观目的相关的证据，往往难以直接找到证据认定。

比如，当事人有没有骗抵国家税款的目的，要看其与开票方或受票方是否有合谋，或看税款损失的实际原因等。

当事人有没有非法营利目的，要看其是否与地下钱庄有合谋，或看其是否有明显的换汇收益。

当事人有没有非法占有目的，要看其是否在一开始就不打算还钱，除了自认，只能通过其事前履约能力、事后还款意愿和还款行为来综合判断。

实务中，即便拿到了一些客观证据，有时也很难直接证明当事人百分百符合主观构罪要件，但案子还得办下去。于是，只好降低证明难度，以推定的方式得出法律事实。

比如，洗钱罪、掩隐罪中的“确知”和“应知”，帮信罪中的“概知”和“应知”。

“确知”和“概知”一般是基于当事人的口供、同案的指认或聊天记录等证据直接证明的，而“应知”一般是根据当事人的教育背景、从业经历、认知能力、交易特征等间接证据推断出来的。

当然，对于推定的法律事实，由于其结论往往达不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程度，故我国刑事司法也允许当事人或辩护人提出反证予以推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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