谈谈毒品犯罪案件中的特情介入

关键词：贩卖毒品罪，制造毒品罪，走私毒品罪、运输毒品罪，毒品，特情介入，引诱犯罪，刑事辩护，律师

作为一名耕耘毒品犯罪辩护领域的律师，我在工作办案之余，也喜欢看一些毒品犯罪题材的电影。在周末，我重温了一遍香港电影《门徒》，对里面的某些情节深有感悟，在此之前也有不少粉丝问到毒品案件特情介入的问题。所以，今天就结合电影《门徒》中的某些情节为例，以法律人的视角来和大家谈谈毒品案件中犯意引诱的问题。

考虑到大家多数人都看过这部电影，在此，我就说说电影的梗要剧情。《门徒》讲述香港某时期毒品犯罪猖獗，警方派出了卧底吴彦祖饰演的阿力深入敌穴，摸清毒品犯罪集团的主要架构，暗中收集情报与证据，最终帮助警方破获毒品犯罪大案。刘德华所饰演的阿昆表面上看似一个经营正规生意的小老板，但他实际上却是垄断了海洛因市场的毒枭，由于他做事小心，从毒品的原材料、加工、运输、货仓、销售均安排不同的马仔跟进，单线联系，细心谨慎的性格使得阿昆能够把毒品生意运筹帷幄，警方也没抓到什么把柄，但由于身体状况日趋愈下，阿昆打算金盘洗手的想法，在退隐江湖前，他对已追随其多年的阿力很器重，便将其收为“门徒”，作为自己未来的接班人。

阿力卧底八年，以毒贩的身份收集毒贩的犯罪证据，在此过程中，他对自身的角色却是越发迷茫，尤其在与阿芬（张静初饰演）相处过程中，其对瘾君子产生怜悯之情。毒贩与警察，吸毒与禁毒，在内心极为挣扎的斗争中，阿力最终发出“究竟是空虚可怕,还是毒品可怕?”的灵魂拷问，最终他还是站在正义的一方，辅助警方斩断整条毒品犯罪链条。

阿昆带领阿力入门，但没想到自己一手带出来的门徒竟是警方卧底，电影的名称叫做“门徒”充满了特情意味。在毒品犯罪案件中，我们也常常能够感受到特情的影子，但它却如幽灵一般，漂浮不定，难见其状。不得不提的是，基于毒品犯罪的隐匿性，涉毒人员的较强反侦查意识，使得特情介入成为侦查人员破获毒品案件的常见侦查方法。

特情介入毒品案件后，辅佐警方破获案件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四种。一是特情贴靠，简单来说，张三手上持有毒品准备对外出售，或者是张三正准备进行大宗毒品交易，侦查人员安排特情李四与张三接洽，为张三对外出售毒品提供机会，那么李四介入案件的方式就叫做特情贴靠；二是犯意引诱，即张三本身并无实施毒品犯罪的意图，结果在李四的诱惑之下产生犯意，进而实施毒品犯罪行为；三是数量引诱，即张三本身只有实施毒品数量较小的犯罪故意，结果在李四的引诱下实施数量较大的毒品犯罪；四是双套引诱，即李四诱导张三实施毒品犯罪行为，既为张三提供上家，又为其提供下家。

在这四类情形下，常见的又争议较大的，当属犯意引诱。比如在电影将要结尾之时，因“阿芬”对生活无望，让其丈夫帮忙“开天窗”，也就是颈动脉注射海洛因，因过度兴奋，最终猝死在出租屋内，尸体被老鼠啃咬。由于“阿芬”的丈夫终日吸毒，对年幼的女儿不加教养，阿力心生怜悯，为了女孩的成长，阿力以高价报酬引诱他帮忙携带一批毒品到国外，成功地将其送入牢房，最终其也成功了小女孩的监护人。

在一般人看来，阿力此举颇有正义感，值得推崇，但用理性去对二人的行为作深度思考，便能发现阿力的做法尚有不足，乃至违法。

女孩的父亲本身并无运输毒品或携带毒品的主观故意，却在阿力的强烈诱导下才实施运毒行为，这也就是犯意引诱的情形。我们常说侦查人员是守法的模范，他们有责任揭露犯罪，打击犯罪，但他们却没有诱导犯罪和挑起犯罪的权力，如果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，超越司法的底线，滥用法律赋予的执法权，设局陷害他人，这将会是多么的可怕。

从最开始的高价利诱，到捆绑隐匿，再到机场查获，案件的一切情况均在特情阿力的掌握之下。这样的犯罪情节是带有演习性质的游戏，电影中被阿力忽悠的瘾君子不过是游戏中的“猎物”。对他而言，其不知晓阿力的架网布控，但他被捕之后，其余生将是漫长的刑期。无疑，这有失公平。

特情阿力与早已与侦查人员联络，这样的游戏必然不会让毒品流入社会，瘾君子（古天乐饰）运输毒品的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。刑法之所以要追究某人的刑责，是因为行为人的涉案行为损害了刑法背后所要保护的法益。就毒品犯罪而言，背后的法益是行为违反了国家对毒品的管制，直接或者间接地促使毒品在社会流通。由于电影中瘾君子所携带的毒品均在特情阿力的掌握之下，永远不可能流入社会，永远不可能既遂，故其行为不应具有社会危害性，也应不应处罚，否则就会成为蓄意制造假案中的牺牲品。

也许不少人会说，电影终是电影，它不过是人为编造的艺术作品罢了，没必要在此高谈阔论。事实上，我国司法实践中确实发生过如出一辙的错案，该案在平反后，最高人民法院就将其公告，该案也曾被载入《人民司法》，成为毒品犯罪中的一个经典案例，时刻警示我们需要注意特情滥用所可能造成的社会恶况。

时间倒带21世纪初，原甘肃省某县公安局副局长张某为了完成禁毒任务，让特情马某将购买的1000克毒品送去加工，最终整合为九块外表面的海洛因含量只有0.19%，外角部海洛因含量只有0.1%，而内部不含海洛因成分的假毒品，共重3669克。马某在租乘荆某驾驶的出租车，在行车途径，提议每一趟5000元的价格让荆某运输毒品，荆某同意后便留下了传呼号。8月上旬，马某与警察边某、张某商量后，便呼叫联系荆某，让其开车到某某饭店运输毒品，当荆某车还没开多远，就被早已设网蹲点的警察抓获。一审法院认定荆某犯运输毒品罪，判处其死刑。荆某不服提起上诉，二审法院以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为由，发回重审。经重审查明事情真相后，法院宣告荆某无罪。

特情介入破获案件无可厚非，这本身也是基于毒品犯罪隐匿性较强，侦查人员收集证据困难所导致的，但有些案件却会存在特情介入案件后，引诱他人犯罪的情形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涉毒人员被抓后，常说自己被人“坑”，常说自己被侦查人员钓鱼执法。作为一名辩护律师，当听到当事人如此辩解，我们该如何判断案件是否存在特情介入吗？如果有，那么如何证明呢？特情介入会对案件的定罪量刑有影响吗？

特情介入案件所形成的实质材料主要有三种，一是侦查人员对特情进行询问，随后制作书面的证人证言，但对于特情的个人信息一概模糊化处理；二是侦查人员认为在案的证据足以构成一个完整的证明体系，足以证实涉毒人员构成犯罪，便把特情提供的信息作为案件线索来处理，故卷宗上通常见侦查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“‘据研判’或‘据群众举报’某人在某地有毒品犯罪。”三是特情在行为活动中收集的证据。

特情对毒品案件侦破的作用可见一斑，警方自然也会对其身份进行保护。因此，在卷宗上自然不会留下特情的个人真实信息，避免其遭到报复。其次，侦查人员也是为了此类行为在往后的侦查过程中继续有效，故将其保密。在刑事诉讼中，检察官或法官为了增强内心的确信，通常会到侦查机关的办公场所调阅相关的侦查资料，但对于律师而言，就没有这样的“福利”了。那么辩护律师该如何察觉特情是否存在呢?

根据常理，我们大概能够得出这样的几点推断。首先，依照常理，根据涉毒人员被抓获的时间与地点来判断，若毒品买卖双方约定在半夜交易，约定在荒无人烟的荒凉地区交易结果被抓，那么这种情形之下，特情介入毒品案件的可能性会比较大。从抓获的时机上来判断，假如双方刚交易完，结果一方被抓了，或者警方事先掌握情报，已经在现场蹲守，在此情况下，特情介入的可能性也会比较大。

其次，案件中存在恍若幽灵之人，这类人在犯罪过程中漂浮不定，只在出资、制造、运输等一些关键性环节偶有出现，而未在案发现场中出现的人员，根据案件的证据根本无从知晓其真实身份，在案卷宗只有其绰号之人，在整个卷宗中显得很突兀。

再次，从侦查人员的抓获行为异常来看，侦查人员本来可以将现场所有的涉毒人员抓获，但基于保护特情的考虑，或出于往后对特情能够更深层次地经营，而选择故意放跑某些人或者某个人。又或者案件中存在某人在现场被抓捕了，但侦查人员并没有将其列为犯罪嫌疑人，或者进而对其进行讯问，反之，不明缘故地将其释放，那么这样的案件存在特情介入的概率也会大些。

最后，从案件处理过程来看，并案处理是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，也有利于追诉涉毒人员的犯罪行为，对于这一点，不论是司法人员，还是侦查人员均是知晓的，假定案件中存在被追诉人被强行另案处理的情形。更进一步来说，案件中存在一些没有被抓捕，也没有被另案处理，甚至被立案与否都不明之人，在此类情形下，特情介入案件的概率也会大些。

察觉毒品案件中是否存在特情介入不是我们的办案目的，毕竟法律允许侦查人员这样侦破案件，对此我们理应作更深层次地思考，假如存在特情介入，案件是否存在犯意引诱、数量引诱、双套引诱的情况。要知，特情侦查是一把双刃剑，滥用特情而不加以约束必然会导致权力的滥用，最终也极其容易导致冤案错案的出现。因此，无论是以社会普通公众的视角，还是站在为了当事人利益的立场，特情滥用和特情违规的问题都应该得到重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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