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术人员如何定罪——共同犯罪、帮信罪、无罪的理由和情形

凡是利用APP软件实施犯罪的刑事案件，都会有相对应的两类技术人员：一是开发型技术人员，主要负责APP软件的开发、功能的添加与完善等工作；二是运维型技术人员，其是在APP软件的基本构架设计完成之后，负责服务器、域名的管理、网络卡顿、黑客攻击等保障与维护APP软件平稳运行的工作。

而一旦上述技术人员涉刑，就会存在三种不同的结果：共同犯罪、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、无罪。由此可见，即使都是技术人员，刑法给予的处罚也不尽相同，从而也给技术人员带来了难题。因此，下文结合本人办理的技术人员涉刑案件，来探讨形成三种不同结果的理由和情形。

利用APP软件实施犯罪的刑事案件，技术人员构成共犯的理由就是两点：一是属于“共谋型共犯”，即与APP软件的组织人员一同就如何搭建、建立网络平台、如何设置软件的规则与功能等方面共谋，形成犯罪合意；二是属于“明知型共犯”，即主观上具备确定性的明知，知道或应当知道相关人员从事的是犯罪活动，仍然为其提供技术帮助。

就“共谋型共犯“而言，开发型技术人员因需开发APP软件，前期必然要与软件的组织人员就如何搭建、如何设置软件功能等内容进行商议，因此，开发型技术人员具备共谋，构成共犯的概率要大于运维型技术人员；

而运维型技术人员具备共谋，构成共犯的情形，在于与软件组织人员形成分工，各司其职，比如，在共同搭建平台进行犯罪活动时，就形成了部分人员负责技术对接，部分人员负责运营，部分人员负责资金对接等紧密相连的共同体。

就“明知型共犯”而言，无论是开发型技术人员，还是运维型技术人员，成立共同犯罪，都是从主观上推定是否具备确定性的明知，即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相关人员从事的是犯罪活动。而这种确定性的明知，必须是达到对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具体罪名（如知道是诈骗、开设赌场等）及犯罪模式存在明知，否则不能成立共同犯罪。

但确定性明知的认定，往往是通过技术人员的工作内容，参与（介入）程度，获利方式等方面来推定。单就工作内容和介入程度来讲，开发型技术人员因对APP软件的架构与功能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过程，其介入程度与发挥的作用相较而言更深更大，因此，开发型技术人员构成“明知型共犯”的概率又要大于运维型技术人员。

根据上述理由，具体构成帮信罪的情形，一是不具备共谋或者无法证明共谋而降维成立帮信罪，也就是说，无论是开发型技术人员还是运维型技术人员，确实没有和其他人员共谋形成犯罪合意，或者说没有证据去证明有共谋，此时，就只能降维度，以帮信罪定性。

其次是，无法推定具有确定性的主观明知，只有概括性的明知时，以帮信罪处理。比如，运维型技术人员，具体的工作内容就是管理APP软件的维稳工作，不负责APP软件具体功能的开发以及其内设规则的设计；也不会参与到犯罪模式之中，仅仅对自己的技术负责，更不从具体的犯罪模式中获利。因此，运维型技术人员构成帮信罪的概率要大于开发型技术人员。

无论是开发型技术人员，还是运维型技术人员具备无罪的基础前提，一是其本职工作就是与软件开发相关，并且有相应的工作单位，为他人提供技术服务仅仅是临时性的兼职工作，而且是受雇提供技术服务，以自己提供的服务获取利益，此时，其提供技术的行为才具备中立性，才是有正当业务的技术人员，其深层次的原因就是，具有本职技术工作，临时提供技术支持的行为是生活意义上的帮助行为，不是共同犯罪的帮助行为；

二是参与的时间短，介入程度浅，无法认定具有共谋和主观上的明知。就开发型技术人员而言，若APP软件设计完成之后，就不再提供任何技术服务，也不再介入APP的运营，则只是单纯提供工具，无法证明其具有共谋和主观上的明知；若是运维型技术人员，则是不负责APP软件的具体功能设计，也不负责数据的调整与修改，更不掌握系统的最高权限账号和密码，那么其就无法得知APP的犯罪模式，无法认定具有共谋和主观上的明知。

综上所述，利用APP软件涉及的刑事案件，往往存在开发型以及运维型两种技术人员，但其作为技术人员，存在构成共犯、构成帮信和无罪的三种差异。开发型技术人员无论是 “共谋型共犯”还是“明知型共犯”，其构成共同犯罪的概率要大于运维型技术人员；而运维型技术人员构成帮信罪的概率要大于开发型技术人员；同时，不管是开发型技术人员还是运维型技术人员，二者都存在无罪的情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