金融犯罪辩护律师跨罪名实务研究||涉黑案件对基础罪名诉讼时效的影响

 张王宏：广强律师事务所合伙人、金融犯罪案件辩护律师暨金融犯罪辩护与研究中心主任

   黄宇：金融犯罪案件有效辩护、广强律师事务所金融犯罪辩护与研究中心秘书长 

扫黑除恶斗争中，存在一些将多年前的案件追诉的情况，其中，不乏将超过追诉时效的案件追诉。虽然，有些表面上超过追诉时效，而实际上原追诉时效内曾犯新罪而导致时效中断的情形，但也有基本罪名实际已过追诉时效，而被公诉机关以基础罪名同时涉黑为名，不当地以数罪并罚未过追诉时效，又或者，公诉机关会以公安机关曾经介入，否认追诉时效的适用。

对此如何有效辩护，既涉及刑法追诉时效相关法律规定，又涉及实践中基础罪名的认定与涉黑罪名是否能同时适用等问题。笔者结合亲办案例，作以下梳理，供实战参考。

一、关于追诉时效的相关规定

我国刑法在第八十九条：追诉期限从犯罪终了之日起计算。如果，行为人仅存在一起犯罪事实，且不存在连续、持续的状态，之后也未再犯新罪。不应再起诉。

二、例外规定

刑法第八十八条，说了两种不受追诉时效限制的情况：第一种就是公检立案后，嫌疑人逃避侦查的。第二种就是，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控告，但是公安机关应立案而未立案的。

针对第一种情形，如果行为人在案发后，并没有逃避，而是正常生活、工作，又或者，公安机关只是一般性调查，最后作出了治安处罚，甚至连基本处罚都没有，则不符合“公检立案后”的前提条件，不应追诉。针对第二种情形，如果最初的事情发生后，相对方根本没有控告、报案，甚至，最初事发时的相对方，就是违法犯罪嫌疑人/行为人，则更不应调转过来，将最初的被害人，作为此后的犯罪嫌疑人，加以追诉。

三、追诉时效的意义

刑法设置追诉时效制度，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，在于维护法律的确定性稳定性和可预测性，在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。

在笔者近期办理的一起案件中，安某在八年前的一起事件后未再犯罪,这本身就说明了其“人身危险性”不大，追究其刑事责任没有实际意义。所谓“受害人”，借着“扫黑除恶”的风潮旧账重提，若果真因此追诉安某的刑事责任，以一起事隔久远的普通消费冲突对其进行“鞭尸”，只会损害刑事法律的尊严和权威、伤害公众的法律情感和法律信仰。

四、涉黑罪名对追诉时效的影响

涉黑犯罪的特点，是会在基础罪名上，重复评价，对原有犯罪再科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刑罚。现实中，确有公诉机关，以行为人涉黑为名，将一罪认定为基础罪名+涉黑犯罪，进而认为未超过追诉时效。对此应怎样有效辩护？

笔者认为，这样的认定是错误的。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：

首先，诉讼时效，本身是对确保法律确定性、确保社会秩序稳定性的制度性设计。中央关于扫黑除恶的相关决策高屋建瓴、确有必要，但如果任何一个犯罪，或根本都不构成犯罪的治安事件或消费冲突，都可以涉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，进而认为它没有超过诉讼时效，无限制地追诉，诉讼时效也将不存在，诉讼时效的相关法律规定也将成为一纸空文。

其次，检察院的职责，不仅包括出庭支持公诉，同时也要负责监督和确保法律的公正实施。对超过追诉时效的案件，却以同时“莫须有”涉黑为名，其本质是破坏法律的正确实施，有违检察机关的职责定位，有违最高检一再强调的扫黑除恶斗争“不拔高”“不凑数”的要求。

那么，对于超过时效而追究的案件，应该如何处理？笔者认为，辩护律师应郑重建议公诉人，或经由法庭，建议检察院，撤回不法起诉，以实现让无罪的人无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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