香港谢子军涉嫌巨额职务侵占案之遥望正义天平的两端

香港谢子军涉嫌巨额职务侵占案 （从轻判处五年有期徒刑）之

遥望正义天平的两端

“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，而非逻辑。”——霍姆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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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实习的原因，我有幸旁听了这个案件三天的开庭，接触到这个案件。这次开庭，距离该案当事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已经近三年的时间了。早在2005年，该案就因为极具符号性意义，引起了内地、香港两地法学界的关注。加之权威媒体的介入，进一步将其引入了公众的视线。用第三被告人的辩护律师王思鲁的话说：“这是一起没有被害人的案件！这是一起为强取豪夺而无中生有的案件！这是一起超期羁押、蔑视人权、历时近三年、久拖未决的案件！这是一起滥用刑事手段野蛮干预香港公司条例及国内公司法的案件！这是一起涉及内地、香港两地不同法域、透视中国法治进程的指标性、范例性案件！”用第一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张青松的话说：“这起案件的事实部分涉及到民事、商事、刑事等几乎所有法律领域；这起案件的程序部分经过了立案、侦查、补充侦查、起诉、撤诉、再起诉等几乎所有的法律程序。”而在我这只法庭外的第三只眼看来，这更是一起中国法庭高级别的论战。它发生在沉淀了几千年精髓的文化之乡——绍兴；它的经办法院是我国的样板法院——绍兴中院；它的公诉人是浙江省“十佳检察官”；它的辩护律师有好几位都是国内知名大律师；它的当事人是香港、大陆两地的商界精英。众多的元素的叠加，在庭审开始之前就奠定了不同寻常的基调。

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。

※ 律师VS法官

律师作为被告人的辩护人，法官作为居中的裁判者，角色的差异决定了律师必须运用法律的语言来说服法官。无论律师如何滔滔不绝、慷慨陈辞、据理力争，但所有的一切，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说服法官。法庭上通常有两种律师。一种辞藻华丽、情绪高昂，激动之处甚至潸然泪下。这种律师也许能够博得当事人的喝彩和掌声，但往往过于哗众取宠，无法得到法官的认同。另一种律师言简意赅、一针见血。所言未必动听，但因为切入案件的焦点，反而更容易被法官接受。如果说律师也是一个演员，那么他的观众应该是法官而非当事人，他不需要蹦蹦跳跳、热热闹闹，他所需要的只是敬业和专业。

那么究竟如何说服法官？旁听了三天的庭审，对此颇有感触。

首先，不要将法官当作普法的对象。在我旁听过的很多案件中，一些律师长篇大论地在法庭上阐述法律概念及其基本内容，使得法庭变成了课堂，律师变老师，法官变成了学生。对旁听人员和当事人而言当然受益匪浅，然而法官绝不比律师懂得少，他不需要律师来教他如何认识法律。在这点上，王律师把握得恰到好处。他很少对法律的规定作解释，只对争议的事实提出自己的法律层面的观点，而如何适用法律则由法官自己来判断。只有把握了法官的心理，才能掌握更多的主动权，赢得法官的信任。

其次，要避免不着边际、重复罗嗦的长篇大论。王律师的辩护风格是，在辩论阶段和质证阶段交替进行，相互穿插。在质证阶段展开的观点在辩护阶段也不再重复，言简意赅，观点明确，其所有的发言均不会超过10分钟。就如同审美疲劳一样，也会有听觉疲劳。在法庭上绝不是说得越多越好，说得太多，逻辑容易紊乱，抓不住重点，并让听众产生抵触情绪，甚至被法官不耐烦地打断发言或令人昏昏欲睡。

实战派律师追求的天职就是赢取胜诉。为实现这一目的，律师要充分把握法官的心理，用通俗的语言表达自己观点，谙熟法条运用，遵循法庭游戏规则。要知道法庭永远不相信眼泪。

※ 律师VS公诉人

律师和公诉人的关系最为微妙。在法庭上，双方可以针锋相对、水火不容；在法庭下却可以互相请教，化敌为友。一直以为，辩方和控方的对立地位会使双方处于剑拔弩张的紧张局面，可是每次休庭时，却看到王律师和公诉人相互交流，谈笑风生。庭审结束后三公诉人甚至专程过来向王律师问好，说在王律师身上学到不少东西。

实际上，公诉人代表国家公诉机关行使追诉犯罪的职责，律师代表被告人行使辩护的权利，两者都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，职责之外，又都是法律工作者，甚至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成员，因此他们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敌我双方。当然，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导致了控辩双方的力量并不均衡，辩方往往处于弱势地位，这就更加需要律师和公诉人之间的沟通，才能更好地把握公诉人的指控思路，从而做到有的放矢、见招拆招。

本案案情复杂，涉及到的法律行为、法律关系众多，而控方的指控思路在起诉书中也表现得比较模糊，这给律师的辩护带来了难度。而一旦错误理解了控方的思路，那就意味着辩方所做的准备和“防守”都成了徒劳。正是由于王律师和控方良好的沟通，把握了控方的思路，才使得在庭审过程中能够做出针对性的提问。实际上，本案的事实部分非常清楚，一味纠缠于分析事实，不仅浪费了时间和资源，反而使事实部分越辩越乱。王律师跳出无关大局的细节，抓大放小，高屋建瓴，顺着控方的逻辑进行反击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。

※ 律师VS当事人

律师作为被告人的辩护人，理所当然应当是一种合作的关系。然而，事实又并非如此。本案的三位当事人可以说各具特色，第一被告人感性而极端，在法庭发言中陈词激昂、义愤填膺，几度哽咽。虽然其真切的感情博得了同情分，但在对事实的陈述方面却含糊不清，并且不能和自己的辩护律师协调配合，双方无法相互衔接和印证，使得辩护效果大打折扣。第二被告人情绪稳定却过于自负，并且不了解法庭的程序，屡屡反问公诉人，有蔑视法庭的嫌疑。第三被告人较之前两者更为理性，逻辑清晰，表达流畅，并且能够和律师互动，给法官和公诉人留下了好印象，没有对其刁难，并耐心听其陈述。

应该说，律师与当事人的默契配合是相当重要的。一个优秀的律师应该处理好自己与当事人的关系，在观点上达成一致，充分互动。王律师接手该案以后，前前后后三十几次不远千里地会见当事人，进行充分的沟通，主动地告知当事人庭审的程序、注意事项。一方面，有助于更清楚地了解案情；另一方面，也能跟当事人建立信任。正是由于在当事人的工作上，王律师尽职尽责，使得当事人能够坦诚地和律师交流，避免了法庭上相互矛盾观点的出现。实际上，本案历经近三年的时间，王律师是唯一一位从案件的侦查阶段便开始介入，一直走到最后的律师，不能不说其将自己与当事人的关系处理得相当出色。

同时，律师和当事人在法庭上也应该有所分工。当事人应该只对事实进行陈述，而涉及到法律的问题则应该由辩护律师来发表辩护观点。被告人最后陈述阶段，第二被告人所做的陈述相当于一篇专业的律师辩护意见，并且有打印稿。虽然他的观点清晰、论证有力，但修饰的痕迹过重，难免会让法官认为这是经过律师的包装，让当事人讲的话，而非发自当事人的内心。这样的效果适得其反。律师和当事人的配合，目的在于说服法官，使法官感到是发自当事人内心、未经包装的客观事实。因此，当事人用非法律语言表述案件事实，律师用通俗的法律语言有针对性地表达法律问题，所有的配合都应该“润物细无声”地进行。

三天的庭审，时间不算长但也绝对不短，足够让我们领略王律师等多位国家级优秀大律师的风采。正如王律师自己所说“庭前已对所有资料烂熟于心，在庭上刻意作庭审记录反而会分心，而在庭上翻资料更是不熟悉资料的表现。因此，除有特别重要的或新的证据，律师在庭上的工作不在于做记录，而在于专心聆听、专业发言，写和记是庭后的事情。”虽然我极少看到王律师在庭上作记录和翻阅资料，但是我知道，他不失为一位出色的实战派律师。他作为第三被告的辩护律师，用平和的心态看待自己所处的地位，不标新立异，不出风头，竭尽一切力量，只为帮助当事人追求胜诉。艾伦·德肖微茨说：“只要我决定受理这个案子，摆事实在面前的就只有一个日程——打赢这场官司。我将全力以赴，用一切合理合法的手段把委托人解救出来，不管这样做会产生什么后果。”布鲁厄姆爵士说：“为了拯救和保护

当事人，律师要不顾任何风险，不惜任何牺牲。这是律师义不容辞的职责。”是的，律师巧言善辩、慷慨陈词的睿智和正气，固然可以赢得社会的赞赏，但正如王律师经常所说：“尽职尽责，千方百计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不惜一切代价赢得胜诉，更是律师的天职。”（作者：杨丹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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