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核心争议：孤证困境下的共犯认定危机
在司法实践中，当行为人供述“明知上家利用苹果ID实施诈骗”，但缺乏聊天记录、转账记录、技术关联等客观性证据时，能否仅凭供述认定诈骗罪共犯？这一问题直接触及刑事证据规则的核心——孤证不能定案原则。 根据《刑事诉讼法》第55条，仅有被告人供述而无其他证据印证的，不得定罪。即便行为人承认“明知”，仍需通过客观证据链验证其供述的真实性。例如，A省B某案中，其虽供述“明知上家诈骗”，但因缺乏账号登录异常记录、诈骗通话时段重合证明等补强证据，最终W某仅以帮信罪定罪。
二、主观明知的证明困境与突破路径
1. 明知程度的司法认定梯度
低度明知：若行为人仅知账号“可能用于违法”（如“可能被用来打电话”），属于帮信罪的概括性明知；
高度明知：需证明行为人明知账号用于特定诈骗（如“专门用来打诈骗电话，伪装成官方客服”），且与上家存在默示合意（如长期稳定配合、按诈骗效果分成）。
司法实践中，供述需与客观行为形成印证。例如，C省D某某案中，其供述“上家明确要求开启FaceTime通话权限”，且诈骗时段与账号登录记录完全重合，被认定为共犯。但若仅有“明知”供述而无其他关联性证据，则无法证明高度明知。
2. 供述真实性的质证空间
非法证据排除：若供述系刑讯逼供或疲劳审讯取得，可申请排除； 翻供合理性审查：行为人翻供称“不知具体用途”时，需结合其认
知能力、交易习惯等综合判断。
三、客观行为关联性的证据链构建
1. 技术关联性的证明要求
出租苹果ID构成共犯需满足：
工具必要性：该ID是诈骗链条的关键环节；
结果直接性：被害人因该ID发出的诈骗信息受骗。
2. 间接证据的补强规则
即便缺乏直接证据，间接证据需形成闭环：
时间关联性：诈骗发生时段与账号登录时段重合；
利益关联性：获利方式与诈骗结果挂钩（如按成功次数分成）；
若上述间接证据缺失，仅靠供述无法突破“孤证困境”。
四、帮信罪与诈骗罪共犯的界分逻辑
1. 构成要件对比
成立诈骗罪共犯，主观上要求行为人明知具体诈骗行为，且追求结果发生，客观上直接参与诈骗环节（如提供核心工具、分赃）。
成立帮信罪，主观上仅要求行为人概括性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犯罪，客观上提供了技术支持或辅助帮助（如账号出租等行为）。
2. 司法裁判的谦抑性原则
在证据存疑时，应作有利于被告人的推定。例如，当无法证明行为人明知诈骗具体流程时，应优先认定帮信罪。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、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，帮信罪的入罪标准显著低于诈骗罪共犯。
五、辩护策略
1、申请调取讯问同步录音录像，核查供述自愿性；
2、质疑证据收集程序违法（如未依法提取电子数据）。
3、指出供述与在案客观证据矛盾；
4、强调“明知”供述缺乏细节支撑（如行为人无法描述诈骗话术、分工细节）。
5、若缺乏关联性，可主张“账号用途不特定，无法排除合法使用可能”。
6、证明标准倒逼， 要求控方证明“排除合理怀疑”：账号登录IP是否与诈骗窝点关联； 通话记录是否与诈骗时段完全重合；获利金额是否与诈骗既遂金额成比例等。
六、亲办案例分享与结语：证据裁判原则下的辩护空间
今年，团队办理了一起Z某因为出租苹果ID，一审仅凭Z某供述明知上家诈骗仍出租账号，从而认定Z某构成诈骗罪的二审上诉案件。经团队辩护，二审法院审理后作出终审判决，认定一审法院关于Z某构成诈骗罪的理据不充分，依法改判Z某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，刑期得以减少，且无需与同案犯共同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。
二审阶段，我团队围绕“罪名定性”与“主观故意”展开精准辩护：
1. 法律适用分析：
根据《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》第四条，构成诈骗罪共犯需满足“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”。本案中，Z某仅提供苹果ID账号，未参与犯罪实施、分成或后续资金操作，与被帮助者联系松散，不符合共同犯罪构成要件。
结合《关于“断卡”行动中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会议纪要》第五条，提供“两卡”或类似工具（如苹果ID）构成诈骗罪需以“形成稳定配合关系”为前提。Z某仅领取固定报酬，未参与犯罪策划或资金分配，应定性为帮信罪。
2. 主观明知的排除：
辩护人通过Z某的认知能力、既往经历、获利模式等主客观因素论证其缺乏诈骗故意。Z某对被帮助者的犯罪时间、手段及金额均不知情，仅提供技术支持，符合帮信罪中“概括性明知”的特征。
3. 客观行为的定性：
苹果ID账号属于“通讯传输技术支持”范畴，Z某的行为符合《刑法》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关于帮信罪的构成要件。本案涉案金额XX万余元达到“情节严重”标准，依法应认定为帮信罪而非诈骗罪。
二审法院最终采纳辩护人的意见，认为一审对Z某构成诈骗罪的认定缺乏充分证据支持，改判其构成帮信罪。本案的改判具有以下重要意义：
1. 罪名精准区分：明确了诈骗罪共犯与帮信罪的界限，强调“稳定配合关系”与“概括性明知”的关键作用。
2. 刑期与退赔优化：帮信罪刑期通常低于诈骗罪，且Z某因未参与分成无需承担共同退赔责任，最大限度维护了当事人权益。
3. 类案参考价值：为类似“两卡”或虚拟账号出借案件的辩护提供了范本，凸显了对主观故意与客观行为综合分析的重要性。
因此，在仅有“明知供述”的案件中，辩护律师需紧扣《刑事诉讼法》第55条，从证据出发构建防御体系。若控方无法提供账号登录异常记录、诈骗话术培训记录、分赃协议等客观性证据，法院应严格遵循“存疑有利于被告人”原则，作出无罪或罪轻判决。 对于普通人而言，不出租个人账号是最有效的风险防控措施。而对于司法机关，唯有坚持证据裁判原则，才能避免“口供中心主义”导致的冤错风险，真正实现“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”。
在司法实践中，当行为人供述“明知上家利用苹果ID实施诈骗”，但缺乏聊天记录、转账记录、技术关联等客观性证据时，能否仅凭供述认定诈骗罪共犯？这一问题直接触及刑事证据规则的核心——孤证不能定案原则。根据《刑事诉讼法》第55条，仅有被告人供述而无其他证据印证的，不得定罪。即便行为人承认“明知”，仍需通过客观证据链验证其供述的真实性。例如，A省B某案中，其虽供述“明知上家诈骗”，但因缺乏账号登录异常记录、诈骗通话时段重合证明等补强证据，最终W某仅以帮信罪定罪。
二、主观明知的证明困境与突破路径
1. 明知程度的司法认定梯度
低度明知：若行为人仅知账号“可能用于违法”（如“可能被用来打电话”），属于帮信罪的概括性明知；
高度明知：需证明行为人明知账号用于特定诈骗（如“专门用来打诈骗电话，伪装成官方客服”），且与上家存在默示合意（如长期稳定配合、按诈骗效果分成）。
司法实践中，供述需与客观行为形成印证。例如，C省D某某案中，其供述“上家明确要求开启FaceTime通话权限”，且诈骗时段与账号登录记录完全重合，被认定为共犯。但若仅有“明知”供述而无其他关联性证据，则无法证明高度明知。
2. 供述真实性的质证空间
非法证据排除：若供述系刑讯逼供或疲劳审讯取得，可申请排除；翻供合理性审查：行为人翻供称“不知具体用途”时，需结合其认
知能力、交易习惯等综合判断。
三、客观行为关联性的证据链构建
1. 技术关联性的证明要求
出租苹果ID构成共犯需满足：
工具必要性：该ID是诈骗链条的关键环节；
结果直接性：被害人因该ID发出的诈骗信息受骗。
2. 间接证据的补强规则
即便缺乏直接证据，间接证据需形成闭环：
时间关联性：诈骗发生时段与账号登录时段重合；
利益关联性：获利方式与诈骗结果挂钩（如按成功次数分成）；
若上述间接证据缺失，仅靠供述无法突破“孤证困境”。
四、帮信罪与诈骗罪共犯的界分逻辑
1. 构成要件对比
成立诈骗罪共犯，主观上要求行为人明知具体诈骗行为，且追求结果发生，客观上直接参与诈骗环节（如提供核心工具、分赃）。
成立帮信罪，主观上仅要求行为人概括性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犯罪，客观上提供了技术支持或辅助帮助（如账号出租等行为）。
2. 司法裁判的谦抑性原则
在证据存疑时，应作有利于被告人的推定。例如，当无法证明行为人明知诈骗具体流程时，应优先认定帮信罪。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、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，帮信罪的入罪标准显著低于诈骗罪共犯。
五、辩护策略
1、申请调取讯问同步录音录像，核查供述自愿性；
2、质疑证据收集程序违法（如未依法提取电子数据）。
3、指出供述与在案客观证据矛盾；
4、强调“明知”供述缺乏细节支撑（如行为人无法描述诈骗话术、分工细节）。
5、若缺乏关联性，可主张“账号用途不特定，无法排除合法使用可能”。
6、证明标准倒逼， 要求控方证明“排除合理怀疑”：账号登录IP是否与诈骗窝点关联；通话记录是否与诈骗时段完全重合；获利金额是否与诈骗既遂金额成比例等。
六、结语：证据裁判原则下的辩护空间
在仅有“明知供述”的案件中，辩护律师需紧扣《刑事诉讼法》第55条，从证据出发构建防御体系。若控方无法提供账号登录异常记录、诈骗话术培训记录、分赃协议等客观性证据，法院应严格遵循“存疑有利于被告人”原则，作出无罪或罪轻判决。对于普通人而言，不出租个人账号是最有效的风险防控措施。而对于司法机关，唯有坚持证据裁判原则，才能避免“口供中心主义”导致的冤错风险，真正实现“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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