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蝶衣：我想把心割下来，这样就不会心痛了

飞蝶衣：我想把心割下来，这样就不会心痛了

张王宏：广强律师事务所合伙人、金融犯罪案件辩护律师暨金融犯罪辩护与研究中心主任

飞蝶衣是职业律师，弟弟被抓后一个月找到我

家里姐弟四个，弟弟小虎是唯一的男孩，也是老幺。另外两个妹妹情况不济。

长姐如母，飞蝶衣说。自己必须扛起这件事儿。

小虎去年曾在一个仓库打了三个月散工，到了7月底，公司通知放假，却欠了他一个月工资，到9月这3千多块才追回来。拿钱时听说，老板7月底已经给抓了。

到12月，小虎也给带走了。罪名：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。

老父亲七十多岁了，除了在老家勉强能照顾自己，没法儿在这件事情上帮到一星半点。老母亲从出事那天起，每天只一味地抹眼泪。

飞蝶衣找遍了省城的律师，知名律所跑遍了。

2020新年后的一个辗转无眠的夜晚，看到一篇文章，夜里1点多，和小虎的妻子晓霞一合计，找到了笔者。

会见：讷言的当事人

黄州地处中原，1月，正是寒气逼人的时节。10日清早。6点半天还没亮，和习蝶衣在约定的路口碰头。驱车40分钟后，来到看守所。

7：30入所，8；30办理会见手续，9时，见到了高大、帅气的飞小虎。

这是一次沉闷的沟通。

给我印象深刻的，是11点多要结束时，小虎离开的那一刻。

小虎侧转身，要回去，却看到我站着，他僵住了，问：那我走了啊？！

我说：好。

顿了三秒钟，他身子晃晃，还站在原地，又问:那我走了啊（第二遍）？！

又是几秒：那我走了啊（第三遍）！

直到第四遍。大约觉得他不离开，我便不会走，这才扭头，缓缓踱回两米之外的监仓走廊，蹲下去。

每想起这一幕，我都会想起飞蝶衣的话：“飞小虎生性腼腆内向，不善言词”。

心痛：我想把心割下来

“…开始的那段时间，我的心那个痛呀，我就想把心割下来，这样它就不会痛了…”

现在，我能够理解，会见完那晚走在黄州冷冷的街头，飞蝶衣的这段话了。

这个案子，是我从内蒙完成一个非吸案的补充阅卷，南下湖北处理一个审判阶段传销案的途中，接到的。现在想起，当法律上的专业问题散去，留在我心中的印记，就是飞蝶衣的这句话。

“我想把心割下来，这样它就不会再痛了。”

一个人痛到要粗暴地割掉自己的心，那是一种怎样的痛？

同袍情、姐弟情，但如果一切都是应有惩罚，理性的人一定是不至于此的。这里的痛，来自于一个身边疼爱的人，而自己作为专业人士，却不解其所以然。

这个过程，仿佛看着灾难，正生啃硬咬单纯、单薄的另一个自己，却只有眼睁睁看着，无能为力。

飞蝶衣是民商事律师，坦言对刑事法律不太了解。却也给弟弟写的4千字的法律文书，在批捕前已经递交给了检察院，但还是批捕了。

专业律师，不能是法律条文的搬运工，不能使用被别人千万次重复过的、没有生命力的、无法表达真实意思的空洞字句，也不能在有限的篇幅内，牵扯与法律判断无关的家庭情况或个人品行。充分地浸泡在案件中，完整地感受当事人处境，用浅白、清澈、描述性而非总结性的文字呈现案情，揉合以穷尽法律的所有规定及同类判例，直击案件的焦点，才能起到直击人心的辩护效果。

我看了飞蝶衣的文书，情真意切。真真可以感受到她的“心痛”，但直到见完飞小虎，我才领会到了飞蝶衣的困惑：

其实，飞小虎所从事的，并非销售行为，而是仓库劳务活动：没有合同、没有社保、不在公司打卡，除了卸货、装货，就是把封箱上的外文标签换上中英文都有的新标签。

关键，就是这个贴标签。

贴标签：证明否定性事实的逻辑困境

飞蝶衣说，他问过办案的大队长。队长讲，小虎从事的是关键的环节，没有他，就没有这些销出去的假商品！

但是这里缺少了一环，而且是重要的一环：小虎有无和老板的意思联络？

也就是在这关键行为的认定上，出现了分歧。

警察认为有，而笔者认为没有。

笔者认为没有的原因，是在外文标识上覆盖包含中文字样的标签，为生活中的进口商品标识所常见。

相应地，更换标签，是在有代理权的公司安排下，履行自己的岗位职责，而彼时公司并未涉罪。如何评价，应综合行为人的工作时间、过往经历、教育水平等。径行认定其具有主观故意当然是不妥的。

办案人员认为有。是因为“不能换别人的标签是连三岁小孩都知道的事情。”

但是小虎说，警察问话时，把他讲的内容“变”了，笔录记的和他讲的不一样。但他不懂，也不敢让警察改过来。

比如，他不知道公司人员的组织架构，因为他不在公司上班，也因为他仅仅工作了三个月。但笔录上详细地列举了他所不认识的各部门的各个负责人。

又比如，对换标签是公司要求，记成“是假的，不换客户不要”，对不知道货从哪儿来的记成“从…来的”…

这是典型的指名问供，相关笔录作为非法言词证据应当排除。但是，根据笔者刑事辩护的经验，怎样纠正是一个漫长而富有专业技巧的过程。

比如，怎样证明小虎不认识公司高管、不知道商品的货源地呢？在逻辑上，否定性事实是无法证明的。在看不到他人证据也没调取到讯问录音录像的情况下，这些都是未知数。当然，为避免暴露辩护策略，现阶段不宜启动。

案件的问题更在于，既然“三岁小孩都知道不能做的事情”，为什么要作与当事人供述不符的记录？

显然，办案人员从内心都认可，一个人，如果不知道公司架构、不知道货源、只是按岗位要求换标签，且在新岗位工作了短短的三个月，是不应认定为构成犯罪的。

事实上 ，小虎工作的地点在仓库而非公司（他甚至除了面试外，从没去过公司），而小虎之所以选择薪酬微薄的仓库上班，完全是为了照顾家庭，其家中10岁的儿子，平时的课程辅导和日常接送都靠小虎（儿子自出生到案发，从没离开小虎这么久，妻子晓霞则每月平均20天时间出差在外）。

邂逅：恍惚中与另一个姐姐的喜悦擦肩而过

有人说，愤怒是无能的表现。那痛苦，便是承受无能的过程。

飞蝶衣的痛，来自不是自己，却比自己还重要的弟弟，不能承受的被突然剥夺自由的感同身受。

就在会见结束时，飞小虎有一句话要我带出去，就是她想见姐姐飞蝶衣。小虎说，姐姐以前每周会见他两次。

我把这个告诉飞蝶衣时，眼前又浮现出会见的一幕幕：从起床到会见完全结束，一次会见，就消耗掉了一个人一天中最精华的6个小时。

想起来，飞蝶衣已年过不惑，她已经在这条“家——看守所”的路上奔波了一个月，接下来，还需要继续奔波，而终点，是未知。

飞蝶衣经过多番挑选，找到了我。其实，我在另一面，也被她的执着与姐弟情深所感动。

世间情，能有真挚的爱，非常难得。哪怕，自己只是那个主动付出的人。

那天会见后，和飞蝶衣午饭时，接了一个电话。是湖北武汉的当事人被不起诉释放了——正好，是另一个姐姐胡小兰帮弟弟胡阳找到我之后，历时半年多而成功摆脱不白之冤。

飞蝶衣听到了我电话沟通的全过程。在我放下手机后，她兴奋地站起来，和我握手、祝贺我。

我相信，她的祝贺是真诚的。正如我可以感受到，她这个姐姐，是真诚地替电话里的另一个姐姐，圆了另一个弟弟的无罪一样，有感同身受的喜悦。

虽然，我不知道，那一刻的飞蝶衣，是否一度恍惚有变身为电话里的胡小兰的错觉。

我相信是有的。

但我知道，每个案子是不同的，不同的案子，就是不同的信息流交互作用的过程，所有的诉讼参与人、家属、公权力方，其态度、认知甚至教育及社会经历，都会参与到案件处理的信息流中，并最终定格案件。

后记：1月13日上午，笔者向办案公安机关提交了法律意见。14日上午，笔者在去湖北办理一传销罪案的途中，接到了黄州市案发地公安分局法制部门打来的电话，共沟通约13分钟。虽然飞小虎目前仍被羁押，但很明显辩护意见引起了办案人员、法制部门的重视，有这样的开始，接下来，以专业、尽责、高效的沟通，才能尽快还当事人以自由。

（文中情节，均来自真实案例，人物为化名。涉案法律文书，将择期发布。文中所涉另一湖北籍当事人无罪不起诉情况，可参阅《2020年最梦幻无罪：走出高墙，回家过年 ——胡某被控合同诈骗罪案之庭前无罪律师工作札记》。延伸阅读：《刑事辩护的那些事儿：论刑辩律师的修养》）

——张王宏律师2020年1月15日于湖北建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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