包拯其人与“贤人治国”

包拯其人与“贤人治国”

王思鲁：刑事律师、广强律师事务所主任

本文发表在《法制》2000年第9期

包拯(公元999年至1062年)，字希仁，庐州合肥(今属安徽)人，乃宋代仁宗在位时进士出生的名臣。包拯是中国古代屈指可数的"清官"之一。在专制的古代，"清官"很难终身受宠于官场，包拯却例外地官运亨通，始时曾任州、县官，后来累升天章阁待制、龙图阁直学士、开封知府、御史中丞，最后做到枢密副使。包拯生逢宋代封建统治没落、国内官场腐败、民不聊生，周边少数民族所建的辽国、金国日益鼎盛，进而累犯中原、战事频繁而内外交困的乱世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实在是生不逢时，但包拯却是逢时而生，把握时机，在乱世中成为俊杰。包拯以其出色的政绩博得当时及后世万民仰慕、爱戴。包拯在任期间，力主对外严修武备、精选将士、广蓄军粮，以御外侮;对内限制臣戚特权、任用贤能、肃治官场、休养生息。但他最出色的政绩是在法制方面：立法上主张"法存画一，国有上格"，不能朝令夕改;公私皆便，仅于国有利而于民不利的"恶法"不可取。司法上主张明德慎罚、德主刑辅、先礼后兵，用道德和恩泽去感化臣民，不能"小过必察而大罪不诃"。传说，包拯在审判实践中，特别是任开封知府期间，办案神速，严惩贪官污吏，真正做到了言行一致，铁面无私，使"贵戚宦官为之敛手，闻者皆惮之"。

包拯作为一位历史人物，应该用历史的观点评价他。如上所说，在很多方面在当时的确是有积极的一面。正因为如此，在中国历时几千年的法制史上有他的一笔，当时及后世的当权者和百姓由于各自的原因，尽管对他喧染过分而近乎神明，但也说明包拯确有其肯定的一面。不过，在社会巨变，已有天渊之别的今天，包拯的统治方法有多少可供借鉴的成份则令人怀疑。包拯的那一套统治方法从本质上看，是挽救危机四伏、摇摇欲坠的赵家王朝，根本不会触动封建统治阶层整体利益。在司法实践中，传说他严惩贪官污吏。实际上，可能为维护封建统治阶层整体利益，在皇帝的支持下，办过个别这类的案件，也真正严惩过一些贪官污吏，但彻底做到公正执法、铁面无私则虽历史的误传，因为客观上，面对蛇鼠一窝、官官相卫的贪官污吏集团，包拯也力不从心、孤掌难鸣;主观上，因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，包拯也不会触犯"众"怒而冒被除官革职，甚至沦为"罪人"的风险去公正办案、严惩贪官污吏。在庞大的官僚机构中，包拯官职并非后人吹嘘的那么大，可管天下奇难疑案，他的管辖范围实际很小，其统治方法所起的积极影响充其量只成小气候。

历代封建皇帝反对"法治"，而强调源于孔孟儒家思想的"礼治"、"德治"、"贤治"，特别是这种儒家思想在包拯的实践中可谓发挥得淋漓尽致，于民有益的一面也不可抹杀，但中国古代漫长几千年如包拯之贤的"贤人"寥若晨星，况且，"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"，"贤人"不等于完人，尤其是"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，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。有权力者运用权力会一直遇到有阻碍才休止。"(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大师孟德斯鸠言)难道包拯能超乎常人而没有人性之缺陷?历史早已证明"贤人治国"之弊端，不应该去高歌称颂，更不应该盲目仿效。

包拯被当时及后世称颂为"包青天"，甚至奉若神明，被视为"正义"、"无私"的化身。特别是每逢官场腐败、社会动荡的时候，更是万民齐呼"包青天"，祈祷"包青天"这"救世主"再世，可惜千呼万唤不出来，愿望是梦幻而非现实，百姓仍深受为政不公之害。当人们学会反思自己的失败与无知，对"贤人治国"彻底醒悟的时候，摒弃"人治"，追求"法治"必将成为声音最高的呐喊。建立在自由、民主、平等基础之上，权力有所约束而能有效地防止权力滥用的"法治国"是历史的必然，因为人们始终会学懂：只有这样的"法治"，才能使人民挑选最能代表其本意的人管理国家;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"人民公仆"凭个人喜好主宰国家、主宰人民、以便人民自身更多地、更稳定地、更真实地获得人权、获得公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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