毒品死刑案件有效辩护之：毒品命案辩护与法律常识

黄坚明：广州市律师协会普通犯罪专业委员会委员、毒品犯罪案件辩护律师、广强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暨毒品犯罪辩护与研究中心主任

因经常办理涉毒命案，我们深知毒品命案辩护之艰难，但实务中也常常遇到命案判决书里“藏匿”着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另类故事。为何用“藏匿”两字，根源是辩方稍不留神，关键辩点就有可能被疏忽了。而办案人员将其不利点或硬伤处“层层包装”起来，那也是常态。一般情形下，没有谁愿意将自己的“死穴”公之于众。当然，有些“梗”并非办案人员不懂，仅因其有罪推定思维根深蒂固，致使其判断或论述犯了常识性错误。我们仅仅分享其中几例，供大家思考。

一、审判长如何知晓涉案毒品客观存在

真实案例庭审摘录。审判长问：“陈某某，办案人员发现涉案箱子里夹藏有大量毒品，对此你如何解释？”被告人陈某某答：“我无法解释。”

粗看一下，审判长的提问没有问题，但实情并非如此。核心理由是涉案箱子早已被邮寄到国外，法官及其他办案人员如何“知晓”涉案箱子里面就藏匿有毒品呢？审判长审案时，其如何掐指一算就敢断定远在国外，甚至早已灭失的箱子里面一定“藏匿”有毒品呢？这样的庭审画面真实发生了，辩方应如何反驳，如何应对此种情形呢？我们查阅庭审笔录，结果是辩方对此没有作出任何回应。问题是：被追诉人及其辩护律师能否当庭反驳法官吗？能当庭反问审判长吗？辩护律师能否反问道：“审判长，您如何知晓涉案箱子里面有毒品呢？”

针对此种情形，如何应对才是更恰当呢？因此案已处于二审阶段，我们在内心也在反问，假定当时我们在庭上，我们会怎样处理此事呢？对此，我们只能说，不同律师有不同的处置方式，但沉默不回应的做法，肯定是不恰当；退一步来说，辩方在法官发问环节不回应，辩方在辩论阶段也可以对此作出回应，并明确提出诉求，期待合议庭站在客观、中立立场处理此案。

二、同案人未“指证”被追诉人便无罪释放背后的逻辑推理

我们正在办理某起涉毒命案，案情细节不谈。我们觉得一份《情况说明》及判决书对应说理内容背后涉及的逻辑推理异常“怪异”。具体说明如下：

其一，“官方”的无罪逻辑是因两名同案人或同案犯张三、李四（均系化名）未指证涉案疑犯王五（化名）涉毒，为此办案机关认定王五涉案行为不构成犯罪，并且是王五周一被抓，周二晚上便获释放。假定办案人员都如此“通情达理”，我们的法治早已“大步向前”了，但司法现状绝非如此。

其二，因张三、李四均不认罪，均强调涉案毒品犯罪行为与其无关；反之，他们均强调《起诉书》《一审判决书》认定的涉毒行为系王五所为，事实上《起诉书》和《判决书》也认定王五参与其中。对此，张三还当庭控告王五蓄意诬告陷害张三，将王五独立实施的涉毒行为推卸到张三“头上”。事实上，起诉书》和《判决书》均认定张三、李四均实施了涉案毒品犯罪行为，但其同时认定张三参与其中，但涉案行为不构成犯罪，核心理由是张三、李四未“指证”王五。

其三，张三、李四自我辩护的实质是强调自己无罪，自己是“无辜”的，涉毒“真凶”是王五，且张三对王五还当庭提出刑事控告。显然，张三、李四一方面强调自己是无罪的，一方面强调涉案行为是王五“干”的，如何清晰明了的逻辑，结果到了办案人员手中，就“演变”为：张三、李四不认罪，且没有“指证”王五，所以王五就是无罪的。如何推理，如此说理，成立吗？如此论述就出现在毒品命案判决书中，说明什么问题呢？

显然，所谓的同案犯或同案人未“指证”，明显就是托辞！即便张三、李四认罪了，当庭指证涉案王五了，办案机会真会将此案发回重审吗？真的会将涉案王五抓捕起来进行判决吗？未必，这是毒辩律师、刑事律师的直观判断，根源是我们的司法仍在法治路上，诸多不规范现象仍不可避免。

三、汇款行为有异常能否认定被追诉人意图购毒

在某起涉案命案中，被追诉人确实有多次大额转出款项的事实，收款方也确实涉毒，这是客观事实。但案件争议焦点是被追诉人所汇款项究竟是借款，还是购毒款，控辩双方对此存在根本性分歧。检方认定涉案款项是购毒款的核心理由是收款人的指证，以及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借款协议的异常情形。但问题是，被追诉人涉案行为有异常，就可以推导出其意图购毒的唯一性结论吗？有收款人的指证就一定成立吗？

对此，我们仅强调两个基本事实：一是涉案收款人，即涉案毒品卖家当庭翻供了，其当庭明确其有向借款人借款，导致其认罪供述真实性存疑；二是异常情形应包括“明显异常情形”和“一般行为异常”。不管是哪种异常情形，异常与否，都是办案人员的一种推定，不具有当然合理性；对此，我们都应听取被追诉人的合理辩解，更要核实其辩解是否具有合理性。机械性断案，后果必然是荒谬的。

命案无小事，小心方可驾驶万年船！不一样的刑辩和毒辩，不一样的故事，期待您的关注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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