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静：“和谐”判决离法治有多远

周静：“和谐”判决离法治有多远

——肇庆区某等被控敲诈勒索罪一案遭“和谐”判决

呼吁法治的声音越来越高，一浪高过一浪。但迈向法治的步伐却步履维艰。“和谐”判决、折衷主义也在司法中司空见惯，人们却是习以为常。这些成为了司法不公正的大敌，更是法治进程的一块巨大的绊脚石。

“重大维稳案件”之肇庆区某等被控敲诈勒索罪一案的“和谐”判决到了不得不引人重视折衷主义的时刻。该案发生于2012年7月21日，广东肇庆地区某村民们因货车超载震坏房屋要求赔偿引起。在敲诈勒索案件中，维权的农民们是在镇党委、镇政府、派出所的干部主持调解的现场，与货车运输方签订书面补偿协议，并当场收款的。后来，货车运输方“报案”，当地公安机关以“敲诈勒索罪”立案侦查，检察机关以“敲诈勒索罪”提起公诉。

于2013年11月25日，法院一审判决维权的农民们犯“敲诈勒索罪”，却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七十四条、第二十六条、第二十七条、判决区某林犯敲诈勒索罪有期徒刑二年，区某文和区某生分别是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和一年四个月。

该案的主办律师王思鲁说：“这是一起针对上访村民的＂重大维稳案件＂，今年6月足足开了四天庭，＂程序公正＂，拖到11月25日才收到判决书。判决结果是意料中的：如果罪名成立，据敲诈勒索的数额是在三年以上的，但判决各被告人判了二年以下不等的刑期。为什么？因为被先行羁押的快出来了，有被告人不会上诉；上诉了，刑期长点的在二审阶段也出来。是否上诉是纠结事，最终当事人不会花钱买个维持原判。就现实而言，我们以攻为守的无罪辩护，赢了；就司法公正而言，路漫漫。”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：“敲诈勒索公私财物，数额较大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，拘役或者管制；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，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”而本案中，如果罪名真成立，据敲诈勒索的数额是应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量刑范围内。但为什么却判了当事人二年以下不等的刑期？其辩护律师分析的非常清晰透彻。

这是重大案件中为了所谓的稳定，为了案结事了，做出的“和谐”判决。这是一场权力与权利的博弈中做出的折衷判决，我们本应在权力与权利的博弈中通向法治。而非为了所谓的维稳，采取折中。折衷主义的“和谐”判决是法治进程中容易被忽视的大敌，然而，在本案中法官既按敲诈勒索罪来判，又低于敲诈勒索罪数额的法定刑。这样的案件与其辩护律师而言，其以攻为守的无罪辩护之谋略无疑是胜利的；与当事人而言量刑相对于定罪数额是很轻的；与公诉方而言其指控的罪名又在“和谐”判决中是成立的。

这样的相对“共赢”，貌似是彰显了法官的高超的政治智慧。然而，因政治不避法治，与法治而言，不敢跨越重重障碍做出真正的以事实为依据，以法律为准绳的公正判决。公权力的恣意自由裁量将成为刺伤法治的暗箭。致使法治之殇慢慢流淌，法治之路漫漫遥远。

在现代法治的社会，法治原则要求公权力不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，都要奉法治为神明。“重大维稳案件”自然也不例外，要将人民赋予自己的公权力的行使行为，始终不渝的限制在法治的框架内，法治精神应具有普遍性，在有权力存在的地方应有法治的存在和法律的权威。

“和谐”判决不应该在相对“共赢”中继续存在，使人们的权利只赢取在表面上，而没有得到真正法治社会下的救济。它是伤及法治的慢性“毒瘤”。以肇庆区某等被控敲诈勒索罪一案遭“和谐”判决这一典型案例为契机，这一现象理应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。法治坚守的是法律至高无上，司法判决不应是为“和谐”维稳的道具。

“和谐”判决与法治而言并非遥不可及，更并非有不可跨越的鸿沟。通向法治之路的征程漫漫而修远，需要每一个法律人的坚守。为法治摇旗呐喊，添砖加瓦，让法治精神遍及公权力及各个领域，真正的法治中国将指日可待。

  注：请全文转载，勿断章取义；请注明本文为金牙大状律师网（www.jylawyer.com）原创！

阅读量：1474 PC版链接 移动版链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