认罪认罚引发的“国家不允许妈妈输”

李泽民：经济犯罪案件辩护律师、广强律师事务所经济犯罪辩护与研究中心主任

一篇短文，《辩护人，你够了》！掀起了律师界的“口诛笔伐”。作者痛斥了“表演派律师”、“认罪认罚后任性翻供”的被告人，坚定的表达了庭审结果是“国家不允许妈妈输。”整篇文章缘起于一场认罪认罚从宽背景下的庭审过程。对此，笔者谈谈关于认罪认罚从宽的问题。

一、认罪认罚之后被告人是否该“安当”

文章中检方公诉人忙前忙后，来回奔波，终于争取到了被告人的认罪认罚，同时要求被告人庭审时保持安当。不知此处的安当应如何理解？是让被告人庭审时一言不发，保持沉默，尽快走完庭审程序？还是对关键事实、定性不持异议，配合完成指控？无论怎样，认罪认罚的被告人仍有不“安当”的权利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意义在于简化诉讼效率，获取实体从宽。认罪认罚后对指控的罪名和主要事实应不持异议，可以适当简化程序，但是不可简化被告人在庭审中对有争议事实和证据的辩护与质证，被告人仍可对个别事实情节提出异议，或者对行为性质提出辩解。尤其是在审判之前，被告人并未充分了解案件的事实与证据，一旦进入庭审程序，发现案件事实和证据并不是那回事，当然可以不“安当”。

二、认罪认罚后被告人是否可以翻供？

翻供，一直是让检法头疼的事情。正如检方公诉人所说，“说好的认罪认罚呢，你是在耍我吗？”

但是其将被告人翻供归咎于辩护人所教，辩护律师可不背这口锅，律师教当事人翻供，从来不被允许。《刑法》、《律师法》始终是悬在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！教当事人翻供，这可是件大事，轻则受到执业处分，重则落得个吊销执业证甚至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结果，谁也不敢也不愿“顶风作案”！

其实，律师对翻供也颇为“捉急”，庭审时，当事人要是当庭翻供，辩护律师可谓是来不及一点点防备，抓耳挠腮。可是，即使这样，法律也未禁止翻供，也不限制犯罪人翻供的时间，只是规定翻供后，如何采信供述的规则。更何况，实践中确实存在引诱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情形。有时，为了追求程序效率，公诉人会以认罪认罚后给予从轻处罚的口头承诺，宣读完认罪认罚告知书，让被告人签字。此时，被告人是否真的清楚认罪认罚的意义，得打个问号。

司法实践中，不乏有检方在与被告人协商量刑之后，让被告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，但量刑一栏却是空白。最后提交法院时，任由检方之手大笔挥出自己想要的数。量刑建议一出，说好的从宽呢？当事人得知之后，不是原来的那回事，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。刑期仍是如此之重，不知从宽的意义何在，从宽完全被虚置，量刑不能可视化，难以窥探从宽的具体幅度，犯罪人知悉后深感“受骗”，怎能在庭上不翻供。

三、认罪认罚后辩护律师是否可以作无罪辩护？

检方公诉人反感辩护律师罔顾事实和证据，一上来就做无罪辩护或者轻罪辩护。确实，无罪、轻罪辩护的策略应建立在事实和证据之上，恰当选择。但是不是被告人认罪认罚的案件就不能做无罪辩护呢？不。有人认为，辩护人的辩护权来自于当事人的委托，既然当事人已经认罪认罚，作无罪辩护岂不是违背了当事人的利益。非也，辩护律师接受委托之后，仍具有独立辩护权，能够根据案件和事实，发表当事人无罪、罪轻或者减轻、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意见。同时，认罪认罚具结书签署的法律后果针对的是被告人本人，而非辩护律师，律师只是作为见证者，证明被告人签署具结书的真实性、自愿性。因此，即使当事人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，辩护律师仍然可以做无罪辩护。

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之下，控方与辩方的职能一致，都是协助人民法院全方位多角度的认清案件的事实和证据，从而帮助人民法院对刑事案件作出公正的处罚。控方与辩方有对抗，是由刑事诉讼制度设计的艺术之作，控方代表国家控诉被告人，辩方为被告人辩护，皆是在刑事诉讼的框架下履行各自的职责，共同为一场公正的审判而服务。在刑事案件的办理过程中，对于控方和辩方都不应该有所谓的输和赢，我们不能够拿当事人的生命、自由和财富去做赌注，这不是属于控方和辩方的赌博。因此“国家不允许妈妈输”的观点有待商榷。当然，该文所述的其他部分现象也确有存在，需要认真反思，但更应深思文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。尤其是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背景下，控方与辩方履行职责进行量刑协商时，如何为被告人确定具体的量刑幅度是一个亟需思考的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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